来源：宪容易

 

易宪容

 

那么，什么是“内循环经济”？它提出的背景及其实质又是什么？目前市场上讨论甚多。按照一般的理解，“内循环经济”就是利用中国人口资源、经济规模、市场潜力、产业门类齐全等优势，建立起一个外在依赖较少、自主循环发展为主导的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绝对优势，如何让这种绝对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之动力，成为中国“内循环经济”体系的基点。如果这样，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之模式与发展战略将会出现重大转移，国内外经济也将出现新格局。这应该是“内循环经济”的着力点。按照《人民日报》的文章，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也就是说，“内循环经济”的实质就是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为核心，全面调整现有的经济发展战略，由外向型为主导的经济转型为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以此来适应变化了国内外经济形势。可以说，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是促使这次经济发展战略转型的关键与动力。至于担心“内循环经济”会否走是闭关锁国之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一场世纪性的新冠病毒疫情突然在全球爆发及蔓延，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封城锁国的政策，让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活动立即停顿。这不仅导致居民消费萎缩及商品供应链断裂，让不仅国家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与衰退，而且导致居民生活方式改变、企业经营模式的变化、商品供应链的重组与整合、世界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到了8月份，即使中国早就从新冠病毒疫情中走出，但新冠病毒疫情还在全球许多国家蔓延及恶性扩散。到9月1日，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达到2565多万，死亡人数上升到85万人以上。而且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的不确定还在持续，由此引发的经济下行情况还在持续。对于不少国家来说，新冠病毒疫情所导致的经济萧条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要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估计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甚至于在许多方面根本就回不去了。全球经济衰退，外部需求快速下降，产业供应链的重组与移出（或去中国化），对中国出口需求已经带来严重冲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浙江义乌小商品国际商城，今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让其商户今年生意至少下降了一半，多者达7成。以往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不通了，中国只能选择“经济内循环”发展之路。再加美国特朗普政府出于总统选举选票上的算计所导致的政治和经济上的骚动和不按常理出牌，对中国各方面的围追堵截，更是把这种中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无限放大，外部需求已经无法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走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内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如何来建立？其突破口又在哪里？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起飞与繁荣很大程度是依赖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这是中国经济成功而俄罗斯经济目前还在困境中的根本差别。因为，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引入了国际资本、先进制造技术、现代管理方式及市场化观念，而且让中国最为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并进入国际贸易的分工体系，促进了中国经济与全球接轨。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这种外向型经济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进出口贸易占中国GDP比重达71%以上，出口占中国GDP比重高达30%以上。

 

不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经济模式受到严重冲击，如果不是当时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元的救市政策，及开始切实推动扩大内需政策，恐怕当时中国经济就失去了发展之动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在调整，中国经济对外的依赖程度也在逐年降低。到201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到32%（高于美国的19%，低于德国的71%），出口占GDP比重下降到17%。中国内需占GDP比重也逐年上升。不过，到现在为止，与美国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相比，中国的内需扩张只能是在有限的程度进行。也就是说，由于受长期因素及制度因素的影响，中国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结构，在增加内需，但类似美国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也是“内循环经济”未来能否在中国建立发展起来的关键所在。

 

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规模之所以能够快就上升，并为世界第二大国。最为主要的原因有四个方面，如外向型经济、市场化纵深发展、人民币汇率升值、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运动等。可以说，从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性发展的情况来看，很大程度上与外向型经济与市场化程度有关。从2005年到2015年人民币汇率升值（在此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52%，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升值了37%），使得以美元来计算的中国GDP总值快速增长，中国居民手上持有的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大幅上升，更是使得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市场，并通过外汇占款形成的基础货币让中国信贷加速度的扩张。这成了推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资产价格快速上升（主要是房地产的价格）动力之一。而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成为外向型经济下降内需增长最为主要的代替品。但是，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以住房为标的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也使得住房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并让社会财富短期间内让少数人聚集。所以，中国的“内循环经济”，或建立起中国完整的内需体系，并非仅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要认识清楚建立当前中国内需体系的前提条件，及所面临的重大制度问题。

 

就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市场规模来看，14亿人口当然具有无限大的市场，但这更多的是潜在市场或潜在的消费力。中国居民的消费力与北美国家相比，存在巨大的差距。比如，当前中国居民人均GDP不足美国的六分之一，中国居民消费力不足美国居民的七分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居民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城乡差别。在北美，同一类连锁店商品的价格，无论是在城市中心，还是在比较边远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多少差别，几乎是同一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这意味着北美居民无论是居住在哪里，其消费力不存在多少差别性。可是，在中国则不是这样，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其消费力与北美居民可不相上下，但是目前中国仍然有6亿以上的人口其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其收入水平仅只能保证简单的温饱问题，与美国相比，中国消费力则有天壤之别。也就是说，中国的城乡差别、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差别、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力存在严重的差别，甚至于有些农村居民刚刚从贫困线上走出。如果没有重大制度改革，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让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全面提升，他们的潜在消费力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力的。如果这样宠大的人口消费力仅是潜在消费力，那么中国14亿人口的大市场规模从何而来？

 

还有，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外向型经济是在逐渐调整，但其代替的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并以此来拉动中国GDP增长。可以说，十几年来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是拉动了中国GDP增长（2019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额达16万亿元，不少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50%以上），但这种增长是以房价快速上涨及居民负债快速增加（目前国内居民住房按揭贷款达32万亿元以上，仅2020年7月份银行贷款9927亿元，但家庭个人贷款就达7578亿元，占比达76%以上）为代价的。这可让少数居民短期内暴富，但却产生了几个严重后果。一个就是国内居民债务水平快速上升。而居民债务水平快速上升，对居民的消费力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目前房价高的城市，许多居民每月收入还了住房按揭贷款之后，可支配可消费的收入非常少。二是由于住房价格是一种社会财富分配机制，而价值高的住房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这必然会让整个社会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绝大多数人财富持有的相对水平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与，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力相对水平越来越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目前城市居民住房持有率达96%以上，三四线城市住房严重过剩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所以，当前以投资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走到尽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房地产化经济不调整，中国的“内循环经济”是无法发展的。

 

可以说，中国的“内循环经济”是以中国居民的消费力不足、经济的房地产化、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的前提上的，这些问题不解决，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体系难以确立。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需要进行一系列的重大制度改革，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国有经济过于强大，不仅会过度占有社会经济资源低效率的运行，也会严重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扭曲市场价格机制。今年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更是让这个问题显得更加严重。大量民营企业倒闭破产，而国有企业则损失很少，国家还不断地向国内企业注入资源。还有，在中国，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强大与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导。所以，要建立中国的“内循环经济”体系，有人认为应该以确立内需体系、解决三农问题及加快科技创新为突破口。但无论是三者并进，还是单头进行，要取得重大进展，都得以市场法则为依归。所以，“内循环经济”的确立，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市场化体系能够成熟，市场能否成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并以市场法则来化解中国生活中一系列的中长期问题，否则“内循环经济”可能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总之，在当前的大背景下，“内循环经济”的实质就是要建立起以内需为主导的中国经济体系，但是要建立这个体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居民低收入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力从何而来？再就是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化经济是不可持续，其泡沫随时都可以破灭，而房地产泡沫的破产肯定会把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都暴露出来，所以如何处理经济房地产化是内循环经济面对的难题。还是，经济的房地产化对居民消费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同时这也造成了居民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中国的泡沫化房地产成了确立中国“内循环经济”的最大障碍。可以说，“内循环经济”是中国政府根据今年国际市场重大变化提出的一种应对方式，但政府要清楚，内循环经济的确立仅仅采取一些技术性方式难达其目标，只有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对一些基础性制度进行改革或在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上有重大突破，这样才能为“内循环经济”确立创造条件，否则“内循环经济”可能只是一个概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