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新书《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封面。

 

书中不仅记录了黄奇帆主政重庆时期重大经济实践背后的故事，还系统总结了他对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政府经济管理的理论思考，并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难题，提出解决思路与对策。

 

“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这确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感悟。”黄奇帆在自述中称，这么多年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他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

 

 

黄奇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他曾任重庆市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历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2001年调任重庆，长期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2016年卸任重庆市政府市长。

 

 

20世纪90年代初，黄奇帆主动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请战，到新成立的浦东开发办工作。上任后头一件差事，就是牵头制定中央“十条政策”的贯彻落实举措。他自称，当时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力度之大、含金量之足是十分罕见的，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外资市场准入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在其中已见端倪，并收获了很好的成效。

 

2001年，黄奇帆溯江而上，到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工作，担任副市长一职。当时的重庆，主导产业重，经济能级低，面临“东北现象”和“西部特征”的叠加，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重庆市是如何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黄奇帆在书中讲述了几个生动的故事。

 

2008年，内陆地区尚不存在电子产业，“拦路虎”之一是物流——把零部件、原材料从沿海运到内陆一般要历经2000千米，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高昂。地处内陆的重庆要发展电子产品，就要把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实现企业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一体化。

 

重庆市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一边跟惠普董事长商谈，如果对方把3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转移到重庆，就保证两年内在对方厂址的1小时路程之内配套1000家零部件厂，共同形成产业链集群。与此同时跟富士康签下1000万台惠普电脑的整机生产订单，前提是富士康将对应数量的零部件厂商引进重庆。

 

事实上，零部件企业只要到了重庆，不仅可以完成1000万台电脑的生产订单，而且可以为更多生产企业服务。两年内，重庆达成了当时承诺的目标，拥有了1000多家电脑零部件厂商，并相继吸引了除惠普外其他六七家世界知名品牌的电脑厂商，每年生产6000万台电脑，多年保持产量稳定，占全球电脑生产总量的1/3。

 

重庆市的电子产业发展起来后，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而当时京东方的技术世界领先，市场前景广阔，但缺乏资金。重庆承诺帮助其筹集资金。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股票，每股2元多，由重庆企业买入，实现了200亿元投资，再向银行贷款140亿元，共计筹资340亿元。

 

由于企业效益好、利润高，京东方的股票由最初的每股2元多涨到了每股4.5元，最高的时候甚至到了每股6元。在其股价为4.5元时，重庆企业将100亿股卖出，收回了200亿元，另外的250亿元并未被市政府征用，而是继续投资京东方，用于研发第六代柔性液晶面板。

 

 

书中还记录了黄奇帆在重庆市进行的许多重大经济问题的实践。不仅有丰富的地方经验，而且有超越一时一隅的大思路。

 

关于城乡土地资源配置问题，黄奇帆认为，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城市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但农村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没有退出，城市发展又需要建设用地。为实现城乡建设性用地指标增减挂钩总体平衡，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地票）作为土交所交易的主要标的物，在重庆市域内将农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宅基地产生的货币价值成为农民的原始资本，农民进城了，耕地总面积也并未减少。

 

关于人口红利问题，黄奇帆的角度同一般经济学家也不同。他认为，中国还有近3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导致劳动寿命减少了约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关系到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人权的问题、对农民关爱的问题，同样也关系到生产力问题和人口红利的问题。

 

关于铁路运输问题，黄奇帆认为，因为把货物转移到火车上很麻烦，大家就把货物装上汽车，进行长途运输，而汽车运输的成本是火车的3倍。但过去几十年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七通一平”中，很少通铁路。事实上，只要一家企业有几十亿元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产值几百亿元的企业的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些都是不经济的。

 

关于债务重组问题，黄奇帆也敢于触犯禁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针对坏账欠债的困难企业拿出整改的具体方案，如果只是把债务包层层转包，那是务虚、套利。比如，银行有100亿元坏账，企业把这100亿元打包按20亿元卖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把大包拆成小包，最后按30亿元又转出去。如果是这样的层层转包，最后接盘的人有什么能力帮助企业完成债转股或债务重组呢？倒霉的还是实体经济。

 

“黄奇帆先生似乎并不总按常理出牌，但他解决问题的超常能力却使我叹服。他是中国‘能员’‘干吏’中的佼佼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作序评价。

 

 

“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晃就是50多年。回想这50多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从事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工作，中心议题大多是经济方面的。”黄奇帆在书中的自述中提到。

 

工作之余，闲暇时光，黄奇帆称自己最多的放松是浏览国内外财经新闻，最好的享受是阅读财经类书籍，最大的乐趣是从各类财经事件中发现规律、察觉大势。退休后，身边的家人、朋友劝他好好享受生活，但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早已成为他自己的一种日常习惯和生活方式。

 

近几年，黄奇帆经常就中国经济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公开分享自己的观点。他介绍，他对自己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文章，开列了5条“负面清单”。一是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尽己所能做好中央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二是不讲没有经济学理论依据的“山海经”，呈现的观点要遵循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符合经济活动的基本常识。三是不搞脱离实际的“空对空”，以问题导向立论点、摆论据、做论证，努力让听众、读者有所思、有所获。四是不当拾人牙慧的“搬运工”，发表观点必须道人所未道，在角度、高度、深度上下功夫。五是不做重复的报告，只选取一些重点活动、特定主题参加。

 

黄奇帆至今记得，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道“市长只是个职务，研究经济学是终身的”。“这确是我心中一直以来的感悟。”

 

他称，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经济学早已成为他的良师益友，伴随他事业的发展，带给他思考的乐趣，指引他看遍经济现象的万千风景，走过经济改革的万水千山，结下了一段段千言万语道不尽的不解之缘。

 

“而今的自己虽然已近七十年岁，仍愿以‘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不断探寻经济学真理的迷人光芒，不断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奇迹。”黄奇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