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2020年7月12日下午在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16次专题“西部大开发 新时期  新格局”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善同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双聘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发言的题目是“促进西部地区在国内国际的双循环中间实现高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首先，自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的20年来，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一方面，从西部与其他地区的人均GDP发展差异来看，西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人均GDP差距在缩小，特别西南地区。例如，1999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2.51倍，是西南地区的2.64倍，而2019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分别是西部地区、西南地区的1.76倍和1.71倍。自2014年起贵州不再是人均GDP最低的省，从西南整体来看，2019年西南地的人均GDP达到55044.9元，高于西部整体的人均GDP（53741.4元）水平。另一方面，从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尤其是西南地区这些年的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从西南地区各省来看，2018年各省的GDP增速，贵州9.1%、西藏9.1%、云南8.9%、四川8.0%，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2019年全国GDP增速分别为：6.9%、6.7%、6.9%、6.6%、6.1%），可见西南地区呈现了较高速度增长的势头。

 

图1 1999-2019年四大区域人均GDP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图2 2010-2019年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其次，西部地区具有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的双重潜力。

 

西部现在很注重高质量发展，但是在“十四五”期间它不仅有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也有高速增长的潜力。要保持经济长期向好，除了提升消费能力之外还应该注意促进有效的投资，并且有效的投资也有利于消费能力的提升。我国的经济仍然处于成长期，在提升生产的能力和质量，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民生等方面还有很多投资的空间。另外，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不同年龄段人口储蓄行为的变化，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52.06％下降至2018年的44.6％，过去我国国民储蓄率一直是上升的，现在每年差不多将近下降1个百分点。过去高的投资率是由高储蓄率来支撑的，国民储蓄率的持续下降必须予以关注，但是我们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仍有潜力支持一定程度的投资率。

 

西部地区的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主要由以下方面：

 

第一，“十四五”及更长时期，西部地区仍具有较大的投资潜力。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长期滞后于中东部地区，亟待补足短板。西部在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比如，2017年西部地区的人均教育经费为2822.9元，低于东部地区（3182元）。二是西部地区在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方面有较大空间。西部地区发展制造业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比如，2018年西部地区城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67630.9元，东部地区为77808.9元，西部各省的劳动力成本远低于北京（121299元）、上海（115888元）、天津（87229元）、江苏（79022元）等东部省份。良好的配套能力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应完善上中下游产业链的产业配套。西部地区应该既重视产业间的升级，即从低技术产业向高技术产业的升级，又要重视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具体而言，既要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重视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三是西部地区在新动能的培育上有较大潜力。“新基建”于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央更是加大对新基建领域的重视程度，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新基建投资”。西部地区在新基建产业发展某些领域具有比较优势，比如，贵州依托其低廉的成本及气温、水资源等自然禀赋优势，建成全国的大数据中心。

 

第二，从价值链分工来看西部地区参与两大循环的潜力。今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后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再次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开展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最近我们从产业分工的角度来分析西部地区参与两大循环的潜力。研究结果表明：

 

一是从对国外出口来看，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循环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图3中蓝色的部分是区域内的增加值率，由图3可知，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出口增加值率比东部地区高，但是国外的出口增加值率（灰色部分），明显低于东部地区，所以西部地区参与国际循环的潜力很大。

 

图3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出口额构成

 

二是从省际流出额来看，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的生产分工中参与程度远小于东部地区参与西部地区的生产分工。由图4可发现，西部地区区外流出额中来源于东部地区的增加值份额为10.59%，而东部地区区外流出额中来源于西部地区的增加值份额仅为2.80%，可见西部地区参与东部地区生产分工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4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区外流出额构成

 

三是，川渝地区的电子电气仪表业成为国内循环的重要枢纽，但西部地区还需形成更多国内循环的重要枢纽。图5为电子电气仪表业国内供给中心网络图，从图5可见，川渝地区是仅次于江苏的重要枢纽。但实现“双高”发展，西部地区还需要在更多产业上成为国内循环的重要枢纽。

 

图5 中国电子电气仪表业国内供给中心网络图

 

四是，西部地区有些行业参与国内循环程度较高，但参与国际循环程度不高。比如，新疆的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该行业出口包含的国内增加值较高，而国外增加值过低（占比为6.51%），明显低于广东该行业国外增加值的占比（22.15%），表明新疆的该行业更多地通过国内初级加工之后直接出口，与国外循环的联系较少（参见图6）。

 

图6 新疆与广东纺织鞋帽出口额的构成比较

 

五是，有些行业参与国内循环与国外循环都不足。比如，内蒙古的金属冶炼出口中省内增加值“独大”，国内其他省份以及国外的增加值所占份额都比较少，表明内蒙古该行业参与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都比较少；对比而言，江苏的金属冶炼出口包含的省内、国内其他省份以及国外的增加值比较均衡，表明国内循环和国外循环联系比较紧密（参见图7）。

 

图7 内蒙古与江苏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的出口额构成比较

 

六是，有些行业虽然处于国际循环较多，但仍有提升空间。比如，四川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出口包含的国外增加值较高，其份额占比为28.5%，但与广东（国外增加值占比为41%）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参见图8）。

 

图8 四川与广东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出口额构成比较

 

第三，中心城市或都市圈自身水平的提升及其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将是西部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潜力。2019年12月15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文章指出，“要正确认识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新形势。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 2020年1月3日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地区经济圈、关中平原都市圈等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成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国际经验也表明，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不同作用。其中，小城镇有利于内部规模经济的实现；中等城市促进地方化经济的实现；大城市促进城市化经济的实现。因为大城市具有多元化的工业生产和多元文化特征，以及各种福利设施。所以，大城市能够吸引高素质人才，创新也更多集聚在大城市。当前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或都市圈与东部地区还存在差距，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西部地区中心城市或都市圈自身水平和辐射能力的提升将对西部的“双高”发展释放巨大潜力。

 

最后，西部地区内部之间差异较大，需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西部地区面临的突出矛盾较为一致，基础设施落后是其中之一。但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日渐完善，西部地区的内部各省的突出短板的差异性显现出来，由于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民族文化、资源禀赋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区域政策应针对各省特色短板，分类指导。例如，西北地区依赖于对自然资源开发以及与其相关的产业（主要为重化工业），近年来经济增速受到了影响。西北地区的突出短板是，如何谋划经济长期转型，构建重化工价值链的转型升级以及价值链重构所需的条件，更加深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内价值链分工，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而对于西南地区，应加强同东盟、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联系，构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  

 

（注：感谢合作者唐泽地、张红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