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总结梳理过去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经验，比较不同国家在经济追赶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而研究探讨中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对于我们走好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建军博士的新著《赶超的阶梯：国企改革和产业升级的国际比较》（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2月出版），就是在这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该书从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经验等多元的视角，对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道路、世界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后发国家的改革方案和追赶路径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从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自身经济发展道路的角度，该书研究论证了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实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作用。作者把中国这样坚持自身发展道路的经济体，与那些遵循“华盛顿共识”的经济体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对比，比较了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和财阀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的经济表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作者摆事实、讲道理，从多个角度论证了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所在，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化改革、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等问题的理解。

 

　　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绝非易事。“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中国在内的极少数经济体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各种经济改革的尝试，但绝大多数都陷入了“迷失的20年”，尤其是苏联以及东欧、拉美等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经济体。正因如此，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一揽子政策方案及其不良影响，世界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也做出了不少反思。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关注点转向了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研究上来。

 

　　从认识和理解世界经济多样性的角度，这本书研究揭示了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为我们刻画了一幅与众不同的真实场景。流行观点以为，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一定是扮演了哈耶克所主张的“守夜人”角色。该书的研究则显示，美国的产业政策不仅不是“被动”的，而且是非常“主动”的；既有所谓通用性的产业政策，也有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在过去的60多年里，美国联邦政府累计投入4万多亿美元用于研究和开发，这是美国产业政策积极作为的真实写照，政府对科研资金的配置决定了美国产业发展的方向。正因如此，比尔·盖茨等企业家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形容为“政府引领、企业创新”。

 

　　软预算约束曾一度成为批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重要理由，本书研究则显示，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广泛存在于韩国等经济体中。我认为，如果企业背负有战略性或社会性政策负担，没有自生能力，都会有政策性亏损；不管国有或私有企业，政府都同样需要对企业的政策性亏损负责。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俄罗斯等国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也证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之后，政府给原国有企业的补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但企业的效率并没有提高，政府的税收能力反而下降了，从而导致了这些国家财政的恶化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该书的研究再次证明，我国坚持产业政策、发展国有企业，对推动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决不能盲目接受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的西方经济教条。

 

　　根据该书的研究，当前我国正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阶段，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更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来克服市场失灵、完善竞争性市场环境，以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并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产业政策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正确的制度选择。该书不仅强调我们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也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为我们勾勒出了国企改革和产业升级可资借鉴的路线图。比如，对员工持股的研究，提醒我们注重长远激励对于企业和员工积极性的影响，避免短期导向和急功近利；对永久基金模式和社会分红的研究，为解决资源型地区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过去几十年来，在实现经济追赶的道路上，中国没有盲目追随别人走过的道路，没有简单模仿别国的制度，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仍然需要坚持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断总结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推动实现理论创新，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作者：林毅夫，系北京大学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