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严重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原有的判断，我们应该全方位应对，而且要举全国之力，做到如下几点。

 

1、总体指导思想应该是“修复”经济，而不是“刺激”经济

 

这次中国经济出问题，并不是经济本身的因素引起的，而是非经济因素，即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也就是疫情迫使经济停摆，出现了停业、停工、停产，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因此，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修复经济，消除疫情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使社会经济恢复到自己的常态，而不能搞强刺激，强刺激无益于经济的逐渐恢复，只能打乱经济的正常运行。

 

既然是修复经济，让经济恢复自身的常态，因而要承认经济增速的下行。在大半年经济都不能恢复正常状态的条件下，增速回落是必然的，甚至会是负增长，不必过度紧张，要承认经济自身的规律。

 

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不代表2020年无法实现脱贫攻坚战，我们2020年可以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为我国脱贫任务的重点是农村，是一些6、7线城市，农村与6、7线城市虽然也受到疫情的影响，但其损失远远小于大中城市，甚至有些地方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因而只要政策得当，就是在增速回落的条件下，也基本上可以实现脱贫任务。

 

非经济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停滞，不是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外部因素，因而只要我们逐渐解决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让经济恢复到正常运转就行，因而重点是修复，而不是刺激，不是改变经济的内在运行机理。现在不少人强调刺激经济，实际上这从长远上看是有害的。应该是修复经济，让经济恢复到疫情前的运转状态。病看对了，才能对症下药，否则会有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

 

总之，这次经济出问题不是经济本身的因素引起的，既不是需求不足，也不是供给方面出了大问题，更不是流动性不足，因而不宜搞刺激性政策，而是以修复经济为主。当经济不是因为经济自身原因而出现问题时，如果搞强刺激，只能打破经济自身规律，因而要以修复经济为主，让经济自行恢复常态。

 

2、修复经济的最重要工具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美国面对疫情给经济所带来的压力，采用了历史上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降息，把利息降到0~0.25的程度，而且还扩大了货币投放，例如在2月增加了5500多亿美元的流动性，特别是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降到零，结果是股市暴跌，又进入了一次熔断，使整个金融市场动荡。这说明，面对疫情，修复经济的主要武器并不是实行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开错了药方。中国绝不能走宽松货币政策的路子。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虽然首先表现为停业、停工、停产，企业亏损压力很大，但这种压力最终都会转为财政上的压力。

 

第一，因为企业停业、停工、停产，财政税费会大幅度减少，而且财政还要减少企业税费的缴纳，例如中国减免了企业的增值税及社会保障费用的缴纳。

 

第二，财政额外的支出突然加大，财政不仅要承担患者的全部医疗费用，承担各省及军队援助湖北的医疗队的费用，甚至承担逝者的丧葬费用，而且还要对受疫情较重的企业及产业实施财政补贴，对因疫情而无法就业的人支付失业救济金，因而财政的非正常预算支出非常大。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而非正常支出突然增大，当然财政赤字压力较大。

 

因此，我们修复经济应该从修复财政开始，通过财政的修复而使财政帮助企业逐渐走出疫情的困境，修复财政就等于修复企业，修复整个经济。如何修复财政？

 

一是发行长期灾害国债。数量可以确定为2万亿元左右，每年付息，到期还本。这既可以使财政有力量帮助企业走出疫情的影响，例如财政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减免税赋，搞应有的灾情补贴等，同时又可以吸引社会的游资，减轻房地产的压力。现在有人之所以要“炒房”，就是因为找不到风险较小而投资回报好的投资渠道，如果以灾害国债的方式将这些游资以国债方式转向实体经济，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中国在国债上还有较大的运作空间。

 

二是变现国有资产。将不涉及国家经济命脉与不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国有资产变现，增强财政应对疫情的能力，这既可以使财政通过减免税费及补贴的方式，使企业较快复工、复产、复业，走出疫情的困境，又可以与国企改革相结合，推动混合经济的形成，有益于深化改革。

 

总之，我们这次面对疫情，修复经济的最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千万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不能搞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经过2017、2018、2019这三年对金融风险的化解，已经取得了有效的成绩，很不容易，但如果这次因为疫情而使货币政策走向宽松，那将既不利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也不能推动企业走出疫情的困境，因为企业面对的压力，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而是因疫情引起的，对此，宽松货币政策没有意义，而且还会添乱，不利于整个经济的修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济仍处于上升期，从长期来看，税费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同时，我们是具有强大国有经济的国家，国有资产及国有经济收益庞大，这两条决定了中国财政政策运作实力实际上较大，再加之目前政府债务还有运作的空间，因而中国财政政策的潜在力量很大。

 

相反，货币政策运作能量是有限的，一是因为目前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仍然是重要任务，二是因为人民币在国际上所占的储备货币的比例仍然比较低，这二者决定了我们不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是在美国过度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强调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增加人民币的含金量，增强国际地位。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在中国绝不是应对疫情的好的选择。我们要做的是运作好财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