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依然承压较大，其一，现有的应对政策可能无法彻底解决中小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的困难。在现有大环境下，反映了现实中既存在中小企业由于订单减少、市场萎缩所导致的信贷需求不旺的问题，也有融资难、不能广覆盖的问题，更有融资成本高昂的问题，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单条腿走路，效果有限。其二，全球疫情扩散，世界经济衰退风险加深，外需将会显著恶化，增大经济下行压力，提升稳经济、稳就业的难度。其三，经济持续下滑，可能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防疫常态化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方向，借鉴海外应对政策，有必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完善应对方案。

 

第一，继续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力度。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我国货币政策空间较充足，要大幅推进降息、适度推进降准。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高杠杆水平相比，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并不高，只有60%左右，提高宏观经济杠杆率空间较大。从全世界宏观经济杠杆率最高的国家日本的实践看，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两头均为内生变量，外部冲击风险概率极低。

 

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宽松，贷款利率持续下行，美国基础利率降低到0，欧洲国家利率水平为负，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实际融资成本维持在10%以上，仍需加大降息力度，推动融资成本大幅度下降。

 

第二，抓紧实施减税降费和财政救助政策。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中小企业负担，增强应对经济下行和市场竞争压力。此外，中小企业缺少订单，没有生产性融资需求，降税和降息政策对于缓解中小企业发展困境效力有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生产经营成本等刚性成本压力。为了保障市场主体和稳定就业，亟需有效救助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为中小企业提供诸如人员工资、水电、租赁等经营成本的经济救助和财政补贴，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

 

第三，从制度层面要坚持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实践证明了开放的至关重要性。我国政府也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具体操作上，还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尤其是扩大资管市场开放力度，引进具有丰富经验的机构和人才，引入更加丰富的资管产品，提高我国资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建议取消资管产品增值税，以符合国际惯例。

 

第四，坚持产权保护和法治保障。我国民营经济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主要支柱性力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近年来曾出现国进民退的争论，在2018年民企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民企、非公经济做出了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支柱作用。从根本上看，我国还需要加强法治保障，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营造更加优良的经营环境，稳定民企预期，帮助民企解决难题，进一步壮大我国民营经济。

 

第五，进一步推动国企退出非关键国计民生领域。国企仍掌控和垄断了过多非国计民生行业与领域，不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以水电为例，水电具有天然的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特征，全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均放开水电领域市场，并没有恶化居民生活品质和提高生活成本。另外，金融业也应坚持彻底开放，应通过有效的监管制度建设，而不是严格的准入管制来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促进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

 

第六，适度把握去杠杆的强度和节奏。疫情当下，世界经济需要通过适度加杠杆，修复需求，保障供给，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承受较大的下行压力，在稳杠杆的前提条件下，应适当提高宏观经济的杠杆比率，放松对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限制，强化新基建的资金保障，改善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实施宽货币、宽信用、宽市场的货币政策组合，以货币、财政、经济、金融、社会、税收多管齐发的政策组合拳，尽快修复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和增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