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对政策的思路来看，发达经济体延续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货币政策逻辑和实施风格。当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树一帜，通过给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实现救金融就是救市场、救市场就是救经济的调控目标，并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这一轮美联储货币政策选择非常果断和鲜明，通过无息贷款和财政救助等形式直接为政府、金融机构、中小企业和居民提供流动性支持，真正发挥了典型的全社会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从金融机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僭越发挥成直接赠与者的财政转移支付角色。

 

以美国资本市场为例，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股市本来会有一个大幅度、趋势性的真实估值调整，但是美联储通过直接购买企业债券，避免了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蔓延和扩散。政策效果立竿见影，股市筑底反弹，稳经济、稳市场的效果凸显。

 

从政策效果看，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持续减税和降息，且直接进行经济救助和财政赠与。从原理上看，减税政策不完全是成本政策，减税是当企业产生收入时，将部分收入返还，前提条件是企业能够产生经营现金流。而受疫情影响，部分企业已经没有订单，无法产生收入。因此，减税政策对救助困境企业的效果有限，与减税政策相比，降息政策效果更为有效，因为不管企业是否产生收入，降息会直接降低企业成本。不过达到这一政策效果的前提条件是企业能够融资，但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主要依靠原始积累或股东投入，很多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同时，中小企业又存在刚性成本，如劳动力成本、生产经营成本等，所以降息政策也不能完全解决中小企业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生存与发展痛点。本轮成熟经济体国家采取直接经济救助和财政补贴，直接分担企业成本，如直接帮助企业发放工人工资、缴付水电费等。在减税政策、降息政策存在一定程度失效的情况下，直接经济救助和财政补贴对稳定就业市场和企业主信心成效显著、补台作用明显。

 

总体看，发达经济体应对疫情冲击的政策组合拳比较到位，不仅从金融发力，同时从经济、社会、税收、财政、福利保障等组合拳式举措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在疫情达到拐点，并呈现边际递减后，经济将会快速实现修复，但是否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现在还很难讲。这主要在于分散的、割裂的防疫政策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击具有后市场的深远影响，加之全球经济仍处于下行周期，产业链收缩风险不断上升，风险不会因为疫情过去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