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

 

 

原标题：在IMF“俯视”世界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我以前是平行看世界，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后开始俯视全球体系。看到的是全球经济金融连在一起，经济金融与政治连在一起，物流、贸易、资本、人员流动也连在一起。全球一盘棋，从全球来看其运动、波动、流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这样回顾自己的就职经历。朱民是首位出任IMF高层管理职位的中国人，也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

 

　　1952年出生，自大学起与经济金融结缘的朱民，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变化，也见证了国际组织中中国籍官员群体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金融领域。

 

　　“这一群体的壮大显然是件好事，中国的经济金融越来越重要了，世界有相关需求，中国有这个层面的愿望和诉求，这也是履行中国自己责任的体现。”近日，朱民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和世界相互需要

 

　　《环球》杂志：相较早前，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中出现了中国籍高官，该群体不仅人数增加，覆盖面也更广，受到的关注度也更大，在经济金融领域尤其如此。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朱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事务，国际组织中中国高官群体人数的增多，与这一背景密切相关。

 

　　具体的促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层面希望有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代表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解中国，把中国的声音纳入世界决策中，也变得十分重要。

 

　　二是世界上的有识之士也越来越意识到，当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现时，全球的治理机制需要改革。改革治理机制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强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话语权，包括其在国际组织高层的地位，因此一些国际人士一直在积极呼吁和推动这方面的工作。

 

　　三是随着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也希望能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一方面让世界更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即参与世界治理机制的改革，推动世界公共事务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讲，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籍高层职员到国际组织任职，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柳芳、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等等。这个群体逐渐壮大，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世界治理机制和政策决策，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环球》杂志：请结合你在IMF的经历，谈谈中国籍高官在相关机构的任职名额、晋升渠道变化等情况。

 

　　朱民：我刚去IMF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在IMF专业的任职人员特别是中高层干部里，名额比例还是很低的，当时只有2.23%，这低于中国应该有的比例和地位。就这一问题，我在任职期间有针对性地做了很多推动工作。

 

　　通过一系列协商和调整，特别是随着海外留学生群体的增多，我们积极鼓励优秀毕业生来报考IMF的职位，也推动并提升了内部一些优秀人员的职位。比如我们第一个局级干部林建海，他现在是IMF秘书长，也是首位来自中国的IMF秘书长。还有何东（现为IMF货币及资本市场部副主任）、刘岩（现为IMF法律部助理局长），以及一大批处级干部，他们很优秀、很专业，对IMF的工作贡献良多，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在我任职的几年里，IMF中国籍专业人员的比重翻了一番多，比例达到4.8%。IMF第一次有了中国籍的局长、副局长和局长助理。IMF打破了中国官员在升至副处级职位后就很难再有突破的怪圈，使其有了继续晋升的渠道。此外,我还促成IMF直接从中国高校招人，这在IMF内部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突破性变化，根源在于中国的发展。

 

以天下之心，处理天下事

 

　　《环球》杂志：“全球视野，天下情怀。”你曾这样概括在IMF高层工作的收获。要在重要国际组织“发光发热”，还需要个人和国家做出哪些努力？

 

　　朱民：很明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进入国际组织，担任高层职务。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我们做好准备，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有全球视野。一旦进入国际组织，你就是一个世界公民，理解这一点很重要。一定得从全球角度看待工作中的问题，把自己放进去，改变思维方式，不能只从中国的角度，或者某个行业或产业的角度看问题。

 

　　二是对自己的专业要有更严格的要求。比如IMF有1500个博士经济学家，平日里交流工作，就很考验理论基础，所以任职人员要有很好的理论素养。我读书的时候在理论上没少下功夫，但刚到IMF时还是不适应。这里要求你知识面足够广，只懂外交和政策还不够，要紧跟最新的理论和技术发展，不断更新自己。

 

　　三是要能够开放地去学习全世界的新东西。在国际组织工作，面对的是全世界，各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国情，需要国际公务员们不断地学习，并适时总结，取其精华，继而将其变成可在全世界普遍适用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也可以做很多事，比如有计划地培养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一般来说国际组织都有培训计划，可通过国家层面组织有潜力的中国年轻人进入这个渠道。从短期培训开始，然后在后期学习比如读博的过程中，逐渐让他们增加和IMF等国际组织的接触，方便其毕业后可较顺畅地进入该组织工作。

 

　　另外，我们也需要国家支持，即干部推送。不限于高层干部，可从中层开始推荐。总体来说，这方面的空间很大，能做的事情很多。

 

　　《环球》杂志：在国际组织具体任职和交流层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职员之间有无区别？对外交场合东西方等不同风格的碰撞，有什么体会？

 

　　朱民：我觉得大家在IMF等机构工作，都是专业人员，都是用专业来沟通和交流，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国际舞台上，什么事都是商量着来，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待人做事温润平和，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这与中国“和合”文化非常相契合。此外，在IMF我虽然不代表中国，但走到哪里大家都知道我是中国人，会问一些中国的事，这需要我用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讲故事。

 

　　有很多复杂的道理，通过适度或恰当的诠释，对推进工作而言事半功倍。比如有一次我提到，中国处于重大的结构性改革阶段，这对中国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事，中国必须做，世界必须欢迎，这个过程中会有波动，但不要怕。时任IMF总裁拉加德将这句话改了一下，变成了“中国处于历史性转型期，对中国是好事，对全世界也是好事，但过程会有颠簸”。这么一诠释，别人就听懂了，也就不再纠结什么所谓中国危机，因为结构性改革是全世界的事，转型的含义大家都明白。

 

　　在我那几年的工作中，要对IMF189个成员国中的97个国家进行宏观政策督导，要审阅97份国家年度报告，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北欧的发达国家等，也包括埃及、沙特等新兴国家，还有其他一些非洲、拉美和中东国家。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天下之心看天下事，这样才能公平，容易形成共识，将不同的利益统一起来。

 

　　在国际舞台上做事，矛盾不可避免，协调必不可少。只要出于公心，就会赢得尊重。

 

新兴国家理念带来变革

 

　　《环球》杂志：你在任内推动了IMF诸多层面的改革，现在回头看，感想如何？中国理念和新兴国家的经验，在IMF有何表现？

 

　　朱民：在IMF期间，我们做了很多事，收获也很多。就我自己来说，我参与推动的最大的一件事，还是人民币被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这件事在当初争议很大，因为人民币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可自由兑换货币，而且中国的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按照IMF的要求，一种货币要进入特别提款权的篮子，这种货币必须能交易，能够完全市场化。但是，机会难得，5年才有一次，而且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地位如果不提高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积极推动了这件事。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非常坚定地认识到事件的重要性，后来引领了整个过程。为了实现目标，中国方面承诺进行一系列改革，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起了重大作用，把任务接下来后，在短短5个月内就迅速落实并取得成效。这给IMF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时任总裁拉加德态度也非常坚决，所以我们共同努力，说服大家，特别是说服董事会，以及IMF的各个局长、技术人员，最终促成了人民币“入篮”。

 

　　就是从现在看，人民币“入篮”也依然是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它第一次使人民币进入了世界官方货币舞台的中心，这对推进人民币的使用和市场扩展非常重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货币不进入国际舞台中心是不行的。

 

　　我在IMF还推动了很多其他的改革，比如增长和就业。IMF以前关注宏观的总需求政策，较少关注增长和就业，因为这是从供给方面考量的。但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增长和就业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我抓住机会，在一些新兴国家增长有困难的时候推动增长和就业。一开始争议很多，我们也是逐渐统一思想，并做了详细的调查和报告，最终，把增长和就业定为IMF宏观督导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框架，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另外，关于资本流动的管理，也是争议极大。根据“华盛顿共识”，会要求资本全部开放自由流动，但过去的经验表明，资本流动全部放开，其大幅波动会对新兴国家造成巨大冲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这样，此后发生的一些其他危机，也都是这样的原理。所以，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对资本进行适当的管理，就显得很重要。

 

　　所以我提出了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这个概念，来推动对资本流动的适当管理，这在当时争议非常非常大，但最终还是得到了成员国的支持，因为大家意识到了这对世界金融市场保持稳定的重要性，因而逐渐表示接受。这件事情取得进展，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华盛顿共识”。

 

　　此外，我们还创造了一系列给低收入国家迅速贷款的工具，使得它们能够在困难的时候迅速及时得到IMF的支持。这个也很有争议，超出了传统的IMF框架。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IMF经历中实际上也带进了一些中国的、新兴国家的思维方式，一些新的理念。中国的理念和新兴国家的经验，对全球金融的框架有突破、有贡献，这是很令人高兴的。随着新兴经济体地位越来越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一些特有的政策和工具，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普遍性的工具，被广泛接受。

 

时代变局下的挑战与应对

 

　　《环球》杂志：根据你的观察，IMF及主要国际组织面对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朱民：在IMF，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改革。1948年IMF刚建立时，话语权基本全在发达国家，其他国家的声音很弱。如今新兴市场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0%，但其声音远不够大，股权结构也远远不达标。美国一家独大，代表权占了17%，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随着世界越来越均衡化，这种格局会被打破，改革将渐次展开。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一定需要同时提高其在IMF内的股权和地位。

 

　　从国际组织层面来说，第一大挑战是对治理机制的改革，要突破当初成立的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格局，让它变得更均衡，更具包容性；第二大挑战是，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新事物层出不穷，国际组织要保持高度敏感，通过不断学习来满足相关需求；第三大挑战是，扩充IMF这类组织的资源。比如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受影响最严重的一定是新兴国家和低收入国家。这就需要IMF能有大量资源去帮助、救助它们，所以扩充资源很重要。在扩充资源的同时，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股权。

 

　　疫情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这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也是涉及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的危机，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国际组织理应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要求国际组织要不断推进改革，使其治理机制更符合当今世界经济金融的结构和发展态势。

 

来源：2020年6月2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