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0中期）于6月20日在线举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培勇出席并演讲。高培勇表示，今年1-5月份，财政收入下降了13.6%，这是和2019年1-5月份的实际增速相比得出来的。但如果考虑原来的预期目标——GDP少6%左右，那么财政收入一般总要和GDP的增速同步甚至略高于GDP的增速，如果就以6%来作为原来的预期目标，这时候来看，财政收入的下降幅度则达到了19.6%，将近20%。

 

　　高培勇还强调，宏观政策目标的设定要以少留后遗症为底线。应严格地区分暂时的抗疫目标与日常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不能因为疫情之下实施有别于常态的特殊操作而冲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偏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高培勇称，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的战时之举，非常规性的操作，像提高赤字率，增发特别国债，大幅度地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操作，这些操作的目的是很鲜明的，即救助、纾困、实现“六保”，特别是其中前面的“三保”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一个‘保’字恰到好处地刻划了这类特殊举措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对于这类特殊举措，我的想法是，要用‘挤牙膏’思维来去做。所谓‘挤牙膏’就是要精打细算，需要多少看你买多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大冲击对冲多大冲击”。

 

　　以下为演讲实录：

 

　　高培勇：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要用两个参照系。目前我们总在讲经济形势变化很大，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基本是以2019年为参照系的——相对于2019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实，还有一个参照系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疫情前的预期，相比去年年末、今年年初对2020年经济形势预期目标而言，区别究竟有多大？

 

　　总书记在“两会”的时候提到，“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如果我们能够把疫情前的预期做个参照系，纳入到我们的分析视野，我想得有两件事儿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

 

　　第一，可以全面充分地评估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举例，今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速相比去年下降了6.8%，显然和2019年实际增速相比下降了6.8%。如果再增加一个参照系，那就是和疫情前我们曾经预期2020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参照系来评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下降的空间会加大。2020年经济增长在疫情前的预期目标6%左右，从预期的6%下降到6.8%，正负绝对值加在一起实际下降的速度是12.6%了。12.6%和-6.8%相比，严峻程度大家能够体会到。

 

　　财政收入，目前财政部发布的公告讲，今年1-5月份，财政收入下降了13.6%，这是和2019年1-5月份的实际增速相比得出来的。如果考虑原来的预期目标，GDP少6%左右，那么财政收入一般总要和GDP的增速同步甚至略高于GDP的增速，如果我们就以6%来作为原来的预期目标，这时候财政收入的下降幅度可就不是13.6%，而是在这个基础上+6%，那就是19.6%，将近20%。这对于我们看到经济形势变化的严峻性。

 

　　第二，可以分解压力，找准宏观举措的着力点。

 

　　现在，我们谈论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多大的时候，如果是以2019年实际数字为参照系，看到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冲击程度，包括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我们总说这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相交织。在此基础上又叠加了疫情的冲击，如果把它分为两方面，一类是原来有的矛盾和问题，第二类是突如其来的矛盾和问题，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统统放在一起说，显然我们一方面会感到压力山大。压力山大的条件下，就有可能看不清矛盾的本来面目，就有可能误判形势。

 

　　另一方面，把所有矛盾和问题一锅煮、一烩了，找不准真实的病因也可能会用错药方。这样一来，就很有必要把当前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当前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困难、风险、挑战分分类。比如原有的困难，原有的风险，原有的挑战，和疫情无关，这些困难、风险和挑战，我们在疫情之前是做过充分评估的。

 

　　人民大学去年年末开的宏观经济论坛，不考虑疫情冲击情况下，已经对2020年的经济形势做过评估，不仅仅做过评估，而且也讨论过怎么办，讨论过2020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部署是什么样子。这些矛盾和问题只是在疫情冲击面前有所加大，并没改变原有的行动轨迹。

　　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苦难，在原有的经济运行轨道上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显然我们在疫情之前没有经过讨论，这样就需要在总量上，把我们做的事儿做个分解，分解之后，大家日常生活中肯定有这样的感觉，压力山大的困难，但我们把它分分类后，那个困难、挑战和风险的压力会相应地分解，实际是分解压力的一个过程。

 

　　结构上，我们也就可以做到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桥归桥，路归路，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两个参照系并用来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想谈的一个看法。

 

　　宏观政策目标的设定要以少留后遗症为底线。

 

　　我们不管是从事研究还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的体验，这方面的经验都会告诉我们，凡搞扩张性操作也是超大剂量的宏观方面的扩张操作，多多少少都会留下后遗症。我们现在讲的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都是个突出的例证。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冲击时，我们加大财政金融以及其他方面的扩张举措无疑是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会难以面对当前的困难、风险和挑战。

 

　　不管怎么讲，我们总是说疫情总会被战胜，疫情也终会过去，我们的日子还要照常过，不能为了简单应对当前的困难、风险和挑战，而置长期发展于不顾，不能为了解决短期的问题，而给未来留下后遗症。所以，应该有必要设定这样的思维线索，那就是以最小的，最低的成本来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一旦把成本作为要素引入到宏观政策目标视野当中，显然有几个方面的负作用、后遗症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我们经常说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问题，当前条件下，不管是扩大提升财政赤字率还是增发抗疫特别国债，或者增发中央政府的专项债等等，这是以今年财政支出规模扩张的一种安排。刚才的报告当中已经做了测算，我不多说，现在的问题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财政支出预算都是在上一年财政支出基数的基础上安排下一年的财政支出，所以有这样的后遗症或负作用是值得高度警惕的，就是不能因疫情之下的财政支出规模扩大，而定高未来平常年份的财政支出基数，防止疫情后宏观税负水平反弹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后遗症。

 

　　严格地区分暂时的抗疫目标与日常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不能因为疫情之下实施有别于常态的特殊操作而冲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偏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轨道。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直在针对经济形势的转折性变化，调整经济发展，经济工作方略，其中提出很多带有标志性的理念、思想和战略，比如科学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匹配的宏观方略，不能被疫情之下的操作所冲淡或忘记。

 

　　严格区分特殊时期的特殊操作和平常的风险防范的要求。

 

　　疫情面前，我们显然要因为对冲疫情的冲击和特殊的困难而采用有别于常规的特殊系列的操作，甚至多用一些破戒性的举措。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破戒性的举措视为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因为破戒之举而放松对财政风险问题的挑战。

 

　　对于财政风险问题应永久的戒备，一旦我们将可能产生的后遗症纳入到政策扩张的目标考量范围之内，就会意识到，当前所做的很多事情特别是对冲性操作有它的效应也有它的成本，我们要做成本效益的分析。让我们能够充分评估成分，就可以对特殊时期特殊举措的效应外溢，我讲的是外溢到未来，正常年间保持高度警惕，也可能做到惯性思维，既会手忙脚乱，也会对提高赤字率，增发抗疫特别国债等一系列可能涉及财政金融风险的操作有所节制。

 

　　要找准应对当前困难风险和挑战的着力点和着重点。比如像结构性、周期性和特制性一类的矛盾和问题，它是原来就有的困难、问题和挑战，只不过在疫情之下，程度有所加剧，这一类矛盾和问题、风险、挑战，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疫情前的分析和部署，通过进一步加大力度来加以应对。

 

　　这些应对的举措，回想一下我们在去年年末的分析，今年年初的讨论，我们说这些举措属于动态之举，常规性操作，它和我们日常大家颇为熟悉甚至耳熟能详的宏观调控是一致的，我们要循着既定的理念、思想、战略，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继续前行，这是一类矛盾和问题。

 

　　另一类矛盾和问题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困难，特殊时期的特殊风险，特殊时期的特殊挑战，只要是特殊，就可以运用特殊的举措，不管怎么样，这些特殊的举措在我们看来是暂时之举，非常规性的操作。这些操作、举措要与疫情相捆绑，要与疫情共进退。我的意思，要随着疫情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疫情的结束消失，不能外溢到疫情期间之外，外溢到正常年份和外来的年来。

 

　　把这两个不同性质举措进行比较时发现，两者之间是有交叉之处，这点我们要承认，但却有不同点。比如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的战时之举，非常规性的操作，像提高赤字率，增发特别国债，大幅度地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操作，我们说它的目的是很鲜明的，那就是要救助，要纾困，要实现“六保”，特别是其中前面的“三保”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一个“保”字恰到好处地刻划了这类特殊举措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对于这类特殊举措，我的想法是，要用“挤牙膏”思维来去做。所谓“挤牙膏”就是要精打细算，需要多少看你买多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大冲击对冲多大冲击，这是一类。

 

　　作为非常之举、常规性操作的宏观调控，它是应对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而去的，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地发展，这是传统意义上宏观调控的目标，当年财政安排上，比如重大专项债，新增减税降幅，压减政府支出等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着力点就是为了实现宏观调控。因此，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心，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这类我们经过反复论证的经济工作和经济发展的新思维、新思想、新战略不能丢，不能情急之下慌不择路，一下回到传统轨道上去。

 

　　我记得在2018年末曾经有这样一种提法，要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去稳需求，稳增长。今天也有人说，对于疫情之下的，常规性操作之下的宏观调控也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比如说投资总量是需要的，也是必需的，但必须要和长短板、强弱项结合在一起，按照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加以安排。

 

　　总体上，疫情之下，宏观政策的配置不管从哪方面看，它都集中体现为“对冲”二字，此对冲非彼对冲，差异是非常之大的。面对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体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周期性的矛盾和问题相交织，并且叠加了疫情冲击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风险和挑战，我们特别要讲究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不能病急乱投医，把所有的问题混为一谈，不假以区分用同一味药，只有这样才可能走出一条应对冲击实现经济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