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20中期）于6月20日在线举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出席并演讲。刘尚希提出，在全球疫情危机之中，我国经济先是陷于停摆，后来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后，政府更好地发挥了作用，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这个恢复的原因是，政府发挥了更好的作用，可以称之为“外力恢复”。

 

　　但最终还是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现在应当要考虑这种外力恢复怎么转向内力恢复。内力恢复就是让市场有一种内生的动力，来实现自我恢复”。他认为，激活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

 

　　刘尚希强调，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传导都有体制基础。如果体制基础同时得到改善，那么政策的传导效果就会更好。如果只是在政策上做文章，没有在政策实施的体制基础上下功夫，那么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问题等等，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所以，就不断地出问题，不断地出政策。其实我们实施的这些政策的体制基础可能还不够完善，这恐怕是我们需要去充分考虑的”，他说。

 

　　刘尚希称，政策是没法脱离体制基础独立地发挥作用的，要有中医思维——单味药没有其他药的配合，效果是很有限的或者是短期的，甚至还会产生抗药性。“改革或政策的有机结合，甚至在出台政策的时候，同时考虑一些改革的措施跟进，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在谈及居民储蓄时，刘尚希分析称，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居民消费趋于保守，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居民储蓄的增加，从宏观上来看似乎是好事——储蓄率提升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用作投资。但他强调，从供给和需求的循环来看，却未必是好事。因为居民趋于保守的消费行为，可能会使需求的收缩进一步加剧。

 

　　如何改变居民消费预期呢？刘尚希认为要从就业方面下功夫，增强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同时在教育、社保、养老等等方面也要增加居民对未来预期的稳定性。“这样，短期的消费才不会在疫情冲击下进一步萎缩，这种心理的风险才可能慢慢地得到化解”。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尚希：到底怎么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怎么看？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基本的事实大家都是认可的，就是我们经济的恢复超出了预期。

 

　　超出预期的原因，刚才元春校长做的解释，我认为是正确、到位的。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我国在疫情冲击前所未有、经济社会发展挑战前所未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挑战下，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

 

　　所以，在全球疫情危机之中，我们国家的经济先是陷于停摆，后来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后，政府更好地发挥了作用，使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我认为这个恢复的原因是，政府发挥了更好的作用，可以称之为“外力恢复”。

 

　　谈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是得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现在应当要考虑这种外力恢复怎么转向内力恢复。内力恢复就是让市场有一种内生的动力，来实现自我恢复。

 

　　好像新冠肺炎患者一样，首先是靠药物来控制病情，最终愈后怎么样，还是靠患者自身的意志力、免疫力，也就是内力起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经济体与患者也是类似的，治理经济与治病的过程是可以做一点类比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借助于强大的外力，各种各样的政策一起出来，所以，疫情的冲击得到了有效的对冲，从而使各方面的经济指标出现了超预期的表现，但最终还是要从提升内力方面下功夫。

 

　　我认为这是宏观政策应当考虑的重大问题。不要看现在的效果好，觉得政策还可以再加力，或者政策还可以照着原有的路径、着力点去发力。我认为，要根据经济运营状态的变化，综合考虑到国际国内各方面的情况，从外力为主逐渐养内力，支撑内力，要靠内力来实现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实现正的增长，这是我们在判断当前经济形势时应当考虑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的经济内力怎么样呢？放在更长时期来看，经济内力就是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更长时间跨度来看，经济增速总百分之十几，两位数降到个位数，2019年也就6.1%的样子，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6.8%。所以，从更长时间跨度看，潜在要素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下降的，这是不是一种趋势呢？也不好说它是一种趋势，至少在中期这个时间段来看它是下降的，这是事实。

 

　　放在中期框架里来看，现在疫情冲击导致更大程度的下滑，可以说断崖式的，现在靠外力来恢复能恢复到什么样呢？能不能恢复到2019年6.1%的增长呢？很多的预测表明，2020年经济增长是很难达到6.1%的水平，大多数预测就是正增长2%-3%的水平。

 

　　所以，很显然这种疫情的冲击不仅仅是外伤，实际还是会带来内伤。这个内伤表现在对供给侧、需求侧、实体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心理，还加上全球外部环境的极大变化，在这些方面综合形成了内伤，这种内伤要恢复过来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怎么样通过外力来培养这种内力，增强经济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呢？还是要从行为主体角度考虑问题，报告里讲到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不仅仅是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像居民家庭的行为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还包括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激活不同层次的经济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至关重要的。是实现内力恢复的一个根本途径，各种各样的政策是阶段性的，比如财税减税政策，也是阶段性的，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有的延续到明年，根据情况明年再具体考虑。总之，现在的政策是阶段性的政策，再加上制度性的安排，但以阶段性的救助政策为主。

 

　　所以，这种外力很显然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措施，不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所以，要培养这种经济的内力，有的要形成制度性安排，需要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方面可能变成下一步经济转型升级、内力增强的一个关键了。

 

　　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很多这些问题，改革和当前的政策怎么样有机地结合，我们谈政策的时候怎么样把改革考虑进来；谈改革的时候怎么样把政策也考虑进来，就是实现改革和政策的统筹考虑，统筹协调，而不是改革和政策两张皮，谈政策只管政策，腾改革好像只管改革，这恐怕政策的效果和改革的效果都会打折扣。

 

　　因为任何政策的制定、实施、传导都有个体制基础。如果体制基础同时得到改善，那么政策的传导效果就会更好。如果只是在政策上做文章，在政策实施的体制基础上没有下更多的功夫，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从这点来看，把当前的政策和当前的改革怎么有机地结合起来，是需要关注的。

 

　　现在一些政策之所以目前预期的那么好，或者有些宏观政策的问题，比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其实也有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今天在讨论，其实是一直都在讨论，还有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信心的问题等等，已经出台了很多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所以，就不断地出问题，不断地出政策。其实我们实施的这些政策的体制基础可能还不够完善，这恐怕是我们需要去充分考虑的。

 

　　政策是没法脱离体制基础独立地发挥作用，这方面恐怕要有中医思维。就是你单味药没有其他药的配合，效果是很有限的或者是短期的，甚至还会产生抗药性，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不停地出这样一些政策，也很难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从而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所以，改革或政策的有机结合，甚至在出台政策的时候，同时考虑一些改革的措施跟进，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讲的行为主体模式的变化，现在的政策、改革就是要围绕行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来做文章，怎么样激发出来，这才是当前所有改革，所有政策的着力点和方向。像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问题，民营企业的信心问题，这就是以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怎么样真正调动起来，这与我们的营商环境改革有关。

 

　　怎么样实现公平竞争？这是老话题了，但公平竞争的问题，歧视的问题，面上没有，显性的看不出来，但隐性的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能不能够尽快地解决，这是培养经济内省动力至关重要。现在的救助政策依然要有，不是说这些政策就不要了。在现有的政策上改革，进一步地加大力度，除了民营企业以外，国有企业也是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改革怎么样进一步提速？在当前这种条件下，让国企、民企形成合力，而不是形成一种排斥力，我觉得这也是培养经济内生动力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国企改革就涉及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怎么样真正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这种体制的改革在当前条件下加快推进，对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也是相当重要的。

 

　　市场主体还有小微企业，上次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搞的小微企业、小微经济论坛的讨论，我感觉也是非常好，那里面提出了很多有见解的看法。小微企业要从经济生态角度来考虑，在高度分工的条件下，大量的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是配套的，是一个经济的生态，如果这些小微企业没有活力，说明经济生态出现问题，靠大企业可能撑GDP、撑经济增速短期内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没有良好的经济生态，我们的经济内循环，国际国内的商循环可能就难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要实现畅通可能也比较困难。比如工业化的问题，工业化实际就是大中小企业怎么形成产业的分工协调。

 

　　这些小微企业更多的是做一些行业的隐性冠军上下工夫，大企业在这种分工上，特别是在重大的技术攻关研发、集成上下工夫，国家应当在产业政策方面或区域布局方面有清晰的工业地图，来提供这种指导，让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企业能找到方向感，而不是仅仅完全靠企业盲目地进行摸索。这些方面也需要做的。

 

　　社会主体，居民就业、创业的选择，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疫情冲击下，在城镇化的概念下，在城市化率里，这些农民工统计在城市市民里，但在就业问题上、失业统计上他们又变成了农民，农民工确实具有双重属性，我们的统计也是双重统计，不同的口径，不同的标准。

 

　　2.7亿农民工的就业，对小微经济或需要劳动力地区，劳动力供给方面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就业的意愿，就业的能力，就业的技能是需要政府去关注的。怎么样在疫情条件下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就业意愿，就业的能力，特别是在脱贫攻坚中一些通过就业、外出打工脱贫的贫困家庭，他已经脱贫了，但现在疫情一冲击，有的又回去了，出现返贫的风险。现在经济又在转型升级，有的缺乏技能的农民工找工作比以前变得更难了，这些方面怎么样去引导这个庞大的群体就业创业的意愿。

 

　　还有的居民是消费者，他的消费倾向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居民消费趋于保守，因为对于就业、收入前景不确定的条件下，一种本能的反应是，我当前少花钱，更多地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所以，居民储蓄的增加，从宏观上来看似乎是好事，我们储蓄率提升了，也有更多的资金用作投资。但从整体来看，从供给和需求的循环来看，这有时候未必是好事。因为居民趋于保守的消费行为，对我们当前疫情冲击下，需求规模的收缩可能会成为变数，可能会使需求的收缩进一步加剧。

 

　　怎么样改变居民消费的预期，恐怕就要从就业方面下功夫，增强收入预期的稳定性；同时在教育、社保、养老等等方面也要增加居民对未来预期的稳定性，这样短期的消费才不会在疫情冲击下进一步萎缩，这种心理的风险才可能慢慢地得到化解。心里的风险一旦形成不是看一些经济指标就可以利马解决这个问题的，它会有个稳定期，这恐怕还是需要从其他方面，把改革和政策结合起来，通过这么一些措施去引导居民的心理预期，对我们国家发展的整体前景认识在这些方面要加大力度。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怎么样进一步调动起来，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当前来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推动经济复苏非常重要。因为地方政府现在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在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方面也要发挥作用。现在是多重任务，多重目标，而且严格问责，在这种态势下，地方政府有时还觉得找不到方向，有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干，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指导，在当前来看也是重要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特别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怎么样进一步推进，不然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在疫情冲击下现在是通过2万亿救助政策去缓解，但缓解之后的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这也要给地方政府以预期，地方政府有基本的财政能力，这样他才能发挥作用，才能有主动性。

 

　　这点看，我们不仅仅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些长期的问题也是需要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从主体入手来增强内生的动力，从而使我们国家的经济恢复从外力恢复为主慢慢过渡到以内力恢复为主，通过改革使潜在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能得到扭转，至少不继续下滑，我想这样我们经济的发展才能稳定，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就有内生的动力了。

 

　　我就讲这么多，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