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前财政金融司和发展规划司司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在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及区域规划政策时，徐林直言有三点值得检讨和反思。第一，我国区域政策的空间尺度过大。他以“西部大开发”举例称，由于“西部”版图非常大，几乎占据国土面积的50%，实际上不可能用一个政策、一个尺度去衡量、实施，因此，制定区域规划政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可能效果也不一定非常好。

 

“我自己也参与过中国的很多区域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比如90年代，当时国务院批复的中国的第一个区域规划就是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的区域规划，包括整个西南地区再加上华南的广西、海南和广东的西部地区，这是个非常大的空间尺度，但是这个规划实施的效果，我们当时牵针引线是想确定西南地区的出海通道，就是北海，当时南昆铁路要打通，四川到南宁也要打通，希望通过北海的对外开放能够牵连起整个西部的开放。但是这个设想实际上也因为区域的尺度太大了，并没有取得原来规划时预想的效果”，他说。

 

第二，我国区域政策过于碎片化。“一方面我们有尺度非常大的区域规划政策，同时还有为各个省甚至为一个省内的某个区甚至某个县，戴不同帽子的非常具体化的区域规划和政策，而且这种区域规划和政策也是由中央部门，特别是像国家发改委这样的部门来负责牵头编制的”，徐林说。

 

“在过去几十年里，有的省甚至戴上了好几顶不同的帽子，那是因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省级领导、出于不同的发展需要，提出了不同的区域‘帽子’的需要。中央政府部门一响应，然后一制定规划和政策，我们就看到几乎全国的每一个省都会戴上一顶不同的帽子。因为如果你的周边的省都戴上了帽子，我如果是这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我不弄一顶帽子自己戴上的话，我没法对自己的人民交代，人家会说我的工作不得力。所以，我一定要争取”，徐林透露。

 

他强调，无论是大尺度的区域规划和政策，还是碎片化的规划和政策，都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相互影响和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这样一种结果，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我们的很多区域规划和政策就失去了重点，失去了精准性”。

 

在其看来，大尺度的区域规划和政策和过于碎片化的区域规划和政策结合在一起，最后可能失去重点，最终使得区域政策并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政策效率可能大打折扣。

 

第三，我国尚未真正建立起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他以美国为例，“很难看到美国提哪个州和哪个州要一体化发展。因为对他们来说，在统一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只要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只要是公共服务在全国的层面上统一配置、均等配置的，就不应该出现所谓区域发展不一体化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会提这样的区域化一体化的问题呢？徐林称，这说明，我国的“统一市场显然被打了折扣”，公共服务不是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均等化统一配置的，此外，行政边界在妨碍统一市场发挥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