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中国应该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财资一家 / 2020-06-05 17:21:25
近几年，即使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到7%左右，中国的经济仍然比日本、美国或欧洲强劲，这些国家毕竟经历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及其痛苦的后果。如果中国经济沿用以前的方式继续以7%的速度增长，总消费额一年将增加4万亿美元的7%，即2800亿美元。如果美国每年增长2%，年消费额只会增加2200亿美元。从全球公司的角度来看，中国更适合进行有限经营资源投资。
另外，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以高增长率发展，发达经济体的市场已经饱和，预计至少在之后几年都会受到资产负债表问题和相关后果的影响。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公司，投资中国的企业越多，用于发达国家的商业资源和资金就越少，其受到的影响就越大。
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广受欢迎的“脱钩论”结果证明是正确的。我以前不同意“脱钩论”支持者的观点，认为支持中国经济的是出口，西方主要市场的下滑也会对中国造成严重影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每年的消费额为11万亿美元，远远高于印度和中国两国4万亿美元的总消费量，这意味着对印度和中国来说，要抵消美国经济萧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很难。
事实上，当对美国和欧洲造成伤害的全球金融危机威胁到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产业时，人们担心恐怕会有600万劳动力被迫返乡。实际上中国可能在2008年已经面临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危险，中国也经历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在深圳等城市急剧下降。
而在处理2008年秋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方面，中国可以成为教科书的备选案例。政府通过迅速实施的财政刺激计划来阻止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发生，这是阻止经济衰退最有效的药物。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中国GDP的17%，约为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的经济计划的三倍。
而奥巴马政府的经济计划在同一个两年期间才略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奥巴马政府对于如何花这笔钱也非常谨慎，害怕媒体批评其浪费钱，因为日本政府曾因此多次受到批评。所以通过的支出法案与政府支出的实际增长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并且这一差距使美国经济进一步疲软，工作岗位大减。
相比之下，中国的公共工程支出快速上升，政府不断发出的订单促使经济快速增长，抵消了国内资产负债表问题和出口放缓的不利影响。
除财政政策外，中国全面调动各种货币政策。中国的银行遵循政府指示，2008年底开始贷款的指令激起了借贷潮。私人资金需求通常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会急剧下降，使货币政策无能为力，但中国有着无数的地方政府借款人。
地方高级官员对提高其省、区域的经济增长率负有责任，并以此希望得到中央认可。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有动力上马大量新项目，希望借此提升增长率。这种激励机制曾迫使中央政府多次限制银行向地方政府贷款，以及地方政府从银行借款，以防止经济过热。
很难举出令人信服的事例说明中国的外汇政策应该对近期的金融危机负责，毕竟即使没有泡沫和次贷的问题，目前的失衡也会存在，而即使没有这些失衡，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贷款问题仍会发生。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在二十国集团会议上屡次敦促中国进行货币改革，这对它的全球领导地位的负面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实际上，西方国家正在试图解决两个独立的问题，就好像它们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是传统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是近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由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发的。最终的结果是它们一直在追两只野兔，却一只也没捉到。
这两个问题需要按正确的顺序分开处理。西方国家政府应首先解决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的经济，清理负责销售这么多可疑金融工具的金融部门。一旦它们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那时，只有到了那时，它们才能解决先前存在的不平衡状况。这样，它们就能够讨论这些不平衡，而不会造成它们将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归咎于新兴市场的印象。
不幸的是，目前西方国家似乎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改变它们的做法。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的裂痕已经将二十国集团转变为一个没有决策权的国际机构。如果西方解决其问题没有一定的结果，既然中国已经通过了刘易斯拐点，大多数公民都受惠，中国应该更加乐意谈论货币政策和全球失衡。
中国是第一个了解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重要教训，即财政刺激重要性的国家，并以适当的速度和规模进行了实施。
中国能够避免西方国家的政策失误引发的经济衰退是因为它迅速实施了庞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大多数民主国家中这只能到经济状况极为恶化时才有可能实现。而且中国还推行公共工程计划，不需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就是否能最有效地利用这笔钱进行无休止的辩论。
如果中国不拥有目前的政体功能，这种“脱钩”不可能发生。只有政府充分利用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才有可能。应当赞扬的是政府如此有效和迅速地利用这些特点。它们的行动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还有助于全球经济，因为中国在2014年4月之前将非石油进口增加了55%，超过了2008年7月前的高峰。
相比之下，从2008年6月开始，美国的非石油进口量只在2014年3月增加了13.4%。在欧元区，从2008年9月前雷曼兄弟高峰期开始，非石油进口量只在2014年3月增加了7%而日本的非石油进口才刚刚恢复到2007年5月的前雷曼高峰期水平。
按绝对价值计算，中国每月的非石油进口增加近600亿美元，是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增长总和的两倍以上。这些数字突显了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表示，中国在短短10年间进行了相当于30年的基建投资（《日本经济新闻》，2013年8月28日）。因此，GDP增长的减速只是暂时的，虽然出口依然疲软，但是整体经济正走向强劲复苏。政府在防止GDP下滑的成功经验中，不仅增强了自信心，而且还提高了公众的自信，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
未来15~20年是至关重要的。鉴于现实情况，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的关注和对高增长率的重视程度是非常合适的。不过，中国是否能够应对挑战，找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还有待观察，特别是在国家已经通过刘易斯拐点、公众的需要可能攀升的时候。
中国的人口红利几乎在国家到达刘易斯拐点的同时到达顶峰，这表明，经济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找到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虽然两个世纪以来有机会首次进入世界领先国家行列，但只有15~20年的机遇期，政府需要以真正的紧迫感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在2030年左右未能逃离陷阱，中国可能会面临严重困难。
虽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中国政府有办法克服这些既得利益，通过激发爱国主义，不依靠外敌的方式进行改革。由于时间紧迫，政府首要的政策重点是实现中国人民赢得世界尊重的梦想。实际上，政府需要提出国内没有人可以说“不”的中国愿景。
中国有数亿雄心勃勃、进取、勤奋努力的人才，中国人对成功的渴望和努力工作的意愿像以前一样强烈。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建立一种机制并沿着正确的方向加以引导，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购买国。这可以看作国家决心提高生产率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国家引入世界领先国家行列，中国应该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摘自辜朝明《复盘：一个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另类解读》，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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