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0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通过网络平台顺利召开，主题为“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展望”，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曹远征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

 

投资贸易一体化曾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表征，但是这次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短期看，疫情的冲击对欧美的影响比较大，已使国际贸易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滑，如果疫情在发展中国家蔓延，将会使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大幅度下降。这也是为什么WTO 将今年国际贸易的增速定为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三十几的原因。中国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第一大贸易体，全球贸易投资的大幅下跌，不仅会对中国出口，而且进口都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道路，进口为出口服务，当出口下降，进口也会下降。表现为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即贸易依存度的急剧波动。这一波动对当期经济会产生严重冲击，稳外贸、稳外资因此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面几位发言者都表达了这个意思，不再赘述。我更想强调的是，即使在疫后，指望靠出口拉动经济，继续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不能说是走到了尽头，至少应该说是需要重大调整，成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将时间尺度拉长，经济全球化格局乃至港式的变动的苗头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以前，全球经济增长比较快，贸易增长快于经济增长1倍以上。然而，自2008国际金融以来的10年，全球经济增速减缓，而贸易增速又始终是低于经济增速的。仅有2017年是高于全球经济增速的，2018年又开始下降。疫情的冲击只是加重了这局面。换言之，经济全球化变局的起始点在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经过十年的发酵，已经常态化、趋势化，即使没有疫情，也回不到2008年前那种经济全球化的状态。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仅视为是疫情的冲击所致，围绕着疫情谈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短期变化，而应该从未来的角度观察中国内需扩大和产业链重塑的长期趋势问题。也就是说，疫情只是明确地提醒我们，中国经济结构的转折点现实来临，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真正应该落到中国的内需扩大上。要丢掉幻想，扎实转变结构，这是第一点。

 

第二，短期来看，风险体现在什么地方。一谈到国际贸易，首先引起重视的是出口对GDP的贡献。但是，我们看到，净出口在过去几年的GDP的贡献是有限的。事实上，国际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不在于GDP，而在于就业。中国的出口产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是主要的就业部门，再加上具有加工贸易的特征，外资又是主要出口部门，出口下降，进口也会下降，从而对就业的连带影响更大。因此，稳外贸、稳外资，实际就是稳就业。在疫情的冲击，就业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帮助进出口产业的政策重心。这一点需要特别的重视。至于对GDP的贡献度，我们认为今年很可能外贸对GDP的贡献是正的。道理在于今年服务贸易的进口下降速度非常快，服务贸易逆差在显著缩小，并有可能摆脱逆差的局面。服务贸易逆差的减少和进出口贸易顺差的稳定，将有可能使得其今年对GDP的贡献要比想象的大，但是需要指出的一点，这个经常项下的顺差是衰退性的，而且今年GDP的增长是比较低的。

 

第三，稳外贸就要改善外贸的环境。除了大家刚才提到的那些建议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注意疫情冲击带来结构性物流不畅通问题。由于抗疫需要隔断，空运和船运呆滞，压港压库开始出现。这既影响出口，也影响进口。从“六保”的角度看，保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进口安全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今年以来，中欧班外增长很快，增长36%，反映了在疫情冲击下寻找新的运输通道的迫切性。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主要来自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疫情冲击下显得更为重要。除铁路外，输油管线、电力网络等建设也应加快。这既有利于扩大投资，拉动经济，也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改善区域经济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拓展市场。今年以来，一带一路是出口主要的正增长地区。与此同时，使用新的贸易形式，如跨境电商也需要关注，并予以鼓励。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人类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疫情加重去全球化的逆风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地扩大开放，捍卫经济全球化更显得十分重要。要积极推动中国的对对外开放由要素流动性转向规则等制度性开放。除了合规问题以外，新标准的塑造至为关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下一步很可能规则标准差异不仅发生在货物贸易中，也会发生在服务贸易中。这次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比较好，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如果将这些标准一致化，并成套出台中国服务贸易的逆差局面会有所改观。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服务贸易的开放来树立中国标准，无论对中国经济转型，还是经济全球化都有促进作用。刚刚海关总署特别提到对自贸区，尤其是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以服务贸易开放为代表的自贸港建设。希望在这方面不仅有姿态，更要做扎实细致的工作，把中国对外开放推向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