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当今世界大变局下有关经济制度创新的战略思考

 

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去500年的世界大变局，有联系也有差别。一方面，不同时代的世界大变局的出现、发生过程和结束，遵循相似的规律。另一方面，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相比，当今世界大变局下，技术进化导致了技术与经济制度间关系的质变，改变了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与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间简单化的对抗关系。这些变化，使得当今世界大变局向前演化的动力以及提出的发展任务，将更加依赖于高质量的经济制度创新来予以应对。

 

（一）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的联系

 

首先，任何时代的世界大变局的出现，都是技术进步与既有的经济制度之间紧张关系的产物，且随着时间推移，二者的紧张关系与矛盾有递进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每个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在学习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先进技术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快速发展起来。例如，西班牙对葡萄牙航海技术的学习，英国和法国对荷兰高效率的海运和贸易体系的学习以及英国对荷兰商业、工业和农业创新的全面学习，德国和美国对英国工业技术和私人产权制度的学习。另一方面，技术组合进化的递归性，对经济制度将提出更高的复杂性与秩序性的要求。新兴国家不能停留于对外学习技术与经济制度，还要积极创新经济制度，独立自主地形成和发展符合自身实际的先进技术。19世纪晚期，德国在学习英国时，改革了英国经济制度中缺乏章法和秩序的弊病，采用了顶尖的技术，有计划地开展工程、基建和科研投资，使之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再如，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在19世纪末，直接应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等先进经济社会制度：公共支出水平较高，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政府高度直接参与经济社会、官员信奉干涉主义、坦然无惧地追求公共利益[30]133。美国早期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从英国接受了私人产权制度，同时又对英国制度的深刻不信任，从这种不信任中，美国转向了增强政府干预的经济制度，加强了对“影响了公众利益的”私人企业的管理和控制，降低了利用政治程序改变产权的费用[7]210。可见，新的先进技术与经济制度的突变的可能性，是在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不断提升自身的开放学习能力的过程中，逐步涌现出来的。

 

其次，任何时代的世界大变局的发生过程，都会伴生频发的经济社会危机，不断对各国制度能力构成考验。世界经济从相对落后的技术转向更先进的技术，在旧的经济制度进入成熟的发展阶段，而新的经济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这段发展时期，往往是经济社会危机的频发期。危机，总是滋生在技术变革、资本堆积和经济繁荣的条件下。究其原因，技术知识的变化，会造成资本存量的变动。资本存量的改变将引起制度的多方面的变革。资本存量变动越快，现存的制度体系便越不稳定。技术知识存量的积累，必然给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革带来一种进化的秩序[7]234。世界金融危机史记载，荷兰在17世纪30年代的郁金香泡沫，英国和法国在18世纪20年代的南海泡沫和密西西比泡沫，19世纪的英国进入了每10年1次危机的节奏，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萧条”、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历史表明，这些国家无一不是在战胜经济危机与波动的此起彼伏的斗争中，夯实自身作为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地位的。迈向经济领先国家，不经历严重危机的洗礼，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样身处和面对危机，哪个国家没有被击倒，反而拥有了更强的危机驾驭能力，进化出了更适应先进技术知识发展需要的新的经济制度，这个国家将拥有持续繁荣与增长的能力，也将会在世界大变局的经济制度优劣较量中脱颖而出。

 

最后，任何时代的世界大变局的结束，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历史事件方面的偶然性。从必然性看，世界大变局从出现可能性到实现，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其自身出现了衰败迹象，其经济制度日益陷入了无法有效解决和应对现实矛盾与挑战的巨大困境，沦为了守成国家。另一方面，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代表主导未来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力量，其经济制度在解决最为棘手的现实矛盾与挑战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且持续累进的治理效能优势。简言之，旧的降，新的方能升，上述两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从偶然性上看，在世界大变局真正定局之前，所有的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存在或然性。例如，英国在努力赶超荷兰时，还面临着来自法国的强大的竞争威胁。如果拿破仑没有战败，世界历史就会被改写。在美国赶超英国时，德国由于迅速崛起并比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增长与分配问题，先行挑战了英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德国人怀着极大的信念与热情，投入了对以同样信念坚定的英国人为核心的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于是，两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欧洲列强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将世界经济领先的优势送给了美国。历史表明，在新兴势力真正完成对守成国家的超越之前，守成国家总是抱有自己必然持续居于领先地位的幻想，对击败一个又一个潜在的挑战者，充满必胜信心。比如，美国对苏联、对日本施予的打击。但是，战争终将以各种形式消耗掉守成国家经年累月积淀下来的技术和经济的存量优势。

 

（二）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的差别

 

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的差别之处，集中体现在技术进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上。在过往的世界大变局中，技术因素是重要的，却远远没有重要到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种极端重要的程度。在英国赶超荷兰时，只有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这样的凤毛麟角的先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他们所处时代技术与经济制度交互的爆发力，但整体而言，人们对技术驱动下的工业革命是“无感”的。科技这个因素，真正“进到人类的心里”，是在美国完成了对英国的赶超之后才发生的。美国自1790年华盛顿发表第一次国情咨文以来，其年度国情咨文直到1939年以前，从未提及“科技”这个术语；在1952年以前，这个词从未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出现两次[22]10。技术因素与人类的共生性的加强以及对人类命运走向的决定性影响，在过去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甚至可以说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被真正发现和深刻认知。

 

技术进化在影响力上的变化，使得技术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发生了质变。在过往的世界大变局中，经济制度以最大可能地服务技术进步为单一目标，哪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能够取得发展前沿技术的最大成效，哪个国家就有最大可能胜出。但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下，情况变得复杂多了。对一个国家来讲，经济制度如果起不到加快技术进化的作用，那就是失败的。对于整个人类而言，经济制度如果只起到加快技术进化的作用，而起不到有效约束技术进化的作用，那也将是失败的。21世纪的技术与经济制度的紧张关系中，用作赌注的不仅是一个个国家的兴衰成败，还包括了整个人类何去何从的命运。经济制度的失败，会导致绝大部分的人类，陷入少部分人及他们控制的先进技术所代表的非人的力量奴役、剥削，并制造出来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直至人类这个物种被失控的技术从地球上连根拔起。

 

技术进化的程度如此深远，以致影响和改变了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与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之间的简单化的对抗关系。这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与过往世界大变局的另一个不同点。在过往的世界大变局中，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与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之间的对抗关系，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属于不可调和的冲突关系。战争，在二者冲突中，起到了大变局的转换器的作用。一方面，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在技术与经济资源上的优势，主要是被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消耗殆尽的。另一方面，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同时依靠对弱小国家的帝国主义霸权扩张和殖民政策以及对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的战争，不断增强和巩固自身在技术与经济上的优势。当今世界大变局如果得以顺利推进，大概率将在不触发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发生，这是因为，人类现有的技术水平意味着，触发传统形式的世界大战，几乎就等同于宣告整个人类的灭亡。同样重要的是，在共同应战技术对经济制度和人类的不利威胁时，在位的经济领先国家与新兴的经济领先国家之间，也有强烈的合作需要。

 

总体而言，在传统的战争形式缺位的情况下，在技术与经济制度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情况下，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推进动力，将更强烈、更充分地寄托于经济制度创新的较量之中。

 

（三）当今世界大变局下经济制度创新的三重任务

 

前文已经论述，经济制度创新是应对形势复杂的当下世界大变局的关键。不同国家在经济制度上所做出的不同安排与选择，将决定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成败。历史地看，“把制度搞正确”是一个困难的、耗时的和引发矛盾的过程[32]12。当今世界大变局给经济制度创新提出了三重任务。其中，前两项是过往的世界大变局中遗留下来的未尽任务，第三项则是当今世界大变局下的新任务。

 

首先，经济制度创新既要能解决好经济的量的增长问题，又要能解决好经济的质的发展问题，二者缺一不可。其一，需要有必要的经济的量的增长，但不要盲目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总量的增长应该是经济在质的发展后的自然结果。一个国家在经济总量上占优，并不代表这个国家拥有的经济优势在中长期是稳定和可持续的。比如，17世纪末，荷兰拥有强于英国的经济实力。1600年到19世纪20年代，荷兰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欧洲最高的[33]66。在17世纪，荷兰经历了与英国的三次战争，其海上霸权受到了大大的削弱，但其经济领先的地位没有被完全撼动。直到1700年，荷兰的人均GDP为英国的1.5倍，是除意大利以外的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2倍以上[33]82。但这一年，如诺思指出的，英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已经成功地取代了荷兰[7]176。一味看重经济总量的大小，容易制订错误的政策。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从22.3%提高到32.9%[34]，但是，此时的中国显然不在世界经济领先国家之列。这是需要谨记于心的教训。其二，有一些国家拥有突出的经济制度优势，却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领先大国。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提出了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它的典型特点是抑制贫富分化。广义的莱茵资本主义奉行者包括注重社会福利的德国、北欧国家，甚至日本。但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态势中，这些拥有经济制度优势的国家，在经济总量的竞争上，敌不过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35]。以史为鉴，经济制度创新，需要持续不断地从制度优势转化为中长期可持续的经济超常增长优势。

 

其次，经济制度创新既要能够解决技术创新的问题，又要能够解决不平等的问题。解决不了技术创新问题，就没有经济增长，更不具备引领世界经济的能力；解决不了民生、就业，公平与平等，满足不了广大人民的发展需求，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经济繁荣。为此，经济制度创新，既要有引领技术的有序变革的能力，又要能够跨越不平等的鸿沟。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经济领先国家，它面临的挑战是技术创新与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交织在一起的混合物。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技术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沉浸在“亲企业的政治环境”中，政治体系日益失灵。在美国，有一批权力和财力惊人的技术公司，它们被称作为“巨怪企业”。据统计，美国技术界最富有的9位亿万富翁财富加起来超过了世界上最穷的18亿人[30]106。欧洲作为世界经济领先地区，经济不平等的程度不如美国那么严重，但其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化趋势也是确凿无疑的。更糟糕的是，为了少许收敛的不平等，欧洲大国牺牲了自身在应对新技术变革上的效率。在硅谷的一批最有野心、最强大的科技公司主导的塑造人类未来的数字化创新的攻势下[21]45，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强国，几无还手之力。

 

最后，经济制度创新既要能解决加快技术进步的问题，又要能解决加强约束技术进化的问题，二者同样缺一不可。不能加快技术进步的经济制度是低效率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其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要不然，就是非理性的繁荣或扭曲的经济增长。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领先国家，保持了自身在推动技术进化上的经济制度优势，但当今世界经济遇到的难题是，美国引领的技术进步，不仅不足以支撑世界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还对各国现存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秩序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从人类的立场看，技术进化或现代化的本质不是孤立于人的技术活动，而必须是人类文明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更高层次的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统合[36]24，才能确保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先进技术沿着对人类安全、有益的伦理与治理方向进步。

 

展望未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谁创新出更具有竞争优势和更胜任世界大变局下的各项发展任务的经济制度，谁就有望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主导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