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今世界大变局给经济制度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当今世界大变局中蕴藏的技术与经济制度上的重大挑战，是围绕技术的加快进化和经济制度上的不平等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进入21世纪，技术在加快进化的同时，和不平等这个自马克思主义学说出现以来便一直困扰世界经济领先国家的传统难题结合在一起，使各国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艰巨了。未来，如果缺乏重大的、系统性的经济制度创新，人类和科技共同进化的过程，大概率将发展成为一个消灭人类——至少可以说是消灭大多数普通人的平等发展权利的过程。无论是少数的精英阶级占有和掠夺了技术进步的绝大多数收益，还是我们作为被消灭的智人种群、而被整体收纳进不再是现有人类的新物种的博物馆里，这两种未来图景，对于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都将是灾难性的和毁灭性的。

 

（一）技术变革加速与技术进化的失控

 

从人类历史看，技术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是一个“慢”变量。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可以概括为一系列重大发明加上日常的点滴技术进步带来经济活动生产率的持久增长的累积过程，一个多世纪之后，技术的“创新率的加速”，才成为了“最令人信服的变化”[7]185。技术的加速，依靠人的信息与知识存量的迅速膨胀来实现。进入信息与知识经济的时代，人类飞快累积信息，快到信息现在已经成为地球上数量增加最快的东西。据哈尔·瓦里安和凯文·凯利估算，几十年来，全世界的信息总量以每年增加66%的速度成长。和这个爆炸式的数字相比，水泥或纸张等最普通的制品几十年来每年只增加7%。信息的成长速度几乎比地球上其他的制品快了10倍，甚至比同样规模的生物成长还要快速[22]365。在信息膨胀的基础上，科学、技术和工程指数级增长的合力，催生出来了技术与连续的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经济制度创新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我们知道，技术，原本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23]26。像亚当·斯密所说：“一切技术成就……始终被认为是对社会很有利的。”[24]科技乐观主义让很多人相信，在当下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未来的科技发展予以解决。保守主义则对新技术持怀疑态度，他们会与科技乐观主义者发生争执。有时，技术争执会阻隔新技术的发展，这类技术创新失败的现象，并不罕见[25]。对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新技术而言，技术争执是处于紧张状态下的现存的经济社会制度所建构出来的一种必要的防御机制。在技术变化加速的时代，一旦摆脱技术争执的束缚，新技术的创造性力量（也可以说是破坏性力量）被释放出来了，技术将以阿瑟所定义的“组合进化”的方式，不断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指数级发展。很快，人们发现，科技在人们生活方式中扮演的角色集体丧失了清白——人们很难知道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21]前言。新技术制造新问题的速度，远远比其解决旧问题的速度更快。无数突破了技术争执防线的新技术，正在背离人类需要物的属性和脱离人类的控制，就像“具有生物属性”的活的机体一样、“为了满足它们（自己）的目的。”[23]19自顾自地向着偏离人类意识的方向进化。如何才能回到人类发展技术的初衷上、确保技术真正为人服务？如何才能让技术“以最小的代价造福人类”[22]23？对于这一基本问题，人类并没有多少把握了。

 

（二）卷土重来的经济不平等与不公平

 

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一度认为，历史已经翻开了通过和平的经济制度改良手段，来推进人类平等化进程的新篇章。皮凯蒂的研究，打破了这种幻想。当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制度框架下，非但没有出现经济不平等的收缩迹象，反而涌现出来了大量的经济不平等状况加剧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21世纪文明社会的土壤里孕育的，仍然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26]。大公司和巨富们有大量手段可以在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不提升经济效率”的情况下快速增加财富，即使整个经济体崩溃、停滞，也不会影响到它们的“剥夺式积累”[20]142。正因为如此，沃尔特·沙伊德尔以其近乎冷酷的结论来告诫人们，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社会，一直是在靠大规模战争、革命、国家衰败和瘟疫这4种暴力的方式，来阻止和矫正社会的不平等。

 

不平等，对应着不同人群拥有不相等份额的经济资源的客观现实。不公平，则是一种主观判断，对应着不同人群对经济资源的不平等获取的程序与方式，是不公平和不正义的[27]。卢梭指出了不平等有其经济社会的制度根源：“不平等现象在自然状态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它之所以得以产生和继续发展，是得助于我们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并最终是由私有制的出现和法律的实施而变得十分牢固和合法的。”[28]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如何必然走向不公平和不平等的，他的批判指向了“资本”这个核心要素，一方面，资本以及各种为资本服务的经济制度拥有推动实现生产力惊人增长的力量；另一方面，资本的积累的增长，伴生了资本权力的增长，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异化的社会权力[29]。资本的两面性决定了资本有很强的倾向去促成这样一种政治后果，即为少数强权者服务，实现对大多数人的掠夺，它缺乏将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力量用于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的自觉。

 

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对不公平和不公正予以根本性修复的一段时期。一方面，战争动员本身，起到了促进劳动平等与联合的作用。另一方面，战争期间作大规模的人力和工业资源动员的财政政策工具，转变成了战后提供社会福利的手段。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苏联的威胁起到了约束西方国家不平等程度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但这一约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迅速消失[29]129。在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各个方面的积极改变，曾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或莱茵资本主义，都带来了帮助修复资本主义弊端的希望。但是，“最近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拆毁了之前数十年人们苦心建立的许多保护机制……大众曾经取得的令人满意的福利政策和权利被偷走了。”[20]55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现实中，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极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它为少数人不计后果地占用大部分原本应该属于全体人的公共财富的目的寻求合法性，最终通向的是“物资充裕但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的、令大多数人绝望的经济社会结构[20]50。

 

（三）不平等与技术进化失控的并发症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革命引发了全球性的财富再分配，财富秩序的重构正朝着更加不平等的方向深化。世界上60%的人被排除在数字经济之外。即使是迈进了数字经济大门的人也是不安全的。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曾经发生过的技术驱逐劳动、赤裸裸的剥削与掠夺、巨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问题，以各种新的版本形式重新上演[30]56。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外移，曾经严重冲击了他们的较大比例的国民，使之成为资本眼中多余的一群人[20]115。今天及未来10~15年，技术的突飞猛进，造成的是越来越多的失业，大量的人又一次面临成为“多余的人口”的危险。同有关技术创新的各种争议混杂在一起的，是人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公共和私人机构间缺乏信任以及公众对公共和私人机构缺乏信任，上述问题，其实质都是经济制度与技术发展的重重矛盾之间交织在一起的紧张关系的表现。

 

除技术公司带来的经济不平等问题外，技术对人的重塑，正在为不平等的演变开辟新的领域[26]361。凯文·凯利指出，科技体源自人类，而人类也是科技体的后代。科技体正朝着人类和机器共生程度越来越高的方向移动[22]147。生物增强技术和基因工程拥有扩大个人甚至其后裔间不平等的潜力，远超人的自然禀赋和能控制的体外资源的不平等程度。如果按照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运行逻辑，不远的未来，富人将合法且合理地享有先进生物基因改良技术的特权与优先权，这不可避免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分配和贫富两极分化的政治结果。

 

赫拉利指出了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双重的不平等扩大化的效应。一方面，科技发展正在使人类中的大部分越来越失去经济和军事上的用途，成为“无用阶级”[31]275。面对技术的冲击，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依然故我地朝着认为一小部分独特的人有价值而大多数人没有太多价值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21世纪的医学逐渐走向让健康的人升级，这将带来不平等升级的威胁。人类有可能从生物定义上分裂成不同的阶级，一类是一小部分经过升级的超人类，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和创造力、拥有种种做出世上最重要决定的特权；一类是绝大多数无用的、低等的普通人，他们同时受到算法和新兴的超人类的控制主导[3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