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危机时期经济政策需要超常应对。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各国政府应对措施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大危机时期首先采取克服道德风险、出清市场的紧缩政策并不合适。各国政府和央行不应过于拘泥于常规经济政策规则，应该采取力度比较大、超出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所谓“不惜一切代价”政策的着眼点主要是维护整体系统稳定，而并非个别机构的存亡。此外，非常规应对政策的设计应尽可能包括退出机制，同时对全球宽松政策长期不能退出的可能性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家庭而言，维持一定的流动性和保持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关键。此次疫情危机不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疫情冲击下受影响最大的便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收入减少，但开支没有明显减少，且自身资金储备较少。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小微企业现金流断裂的风险。中国政府在为企业纾困方面已出台了多项措施，但目前政策相对比较欠缺的是对失业的救济、对中小微企业现金的支持，以及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更为直接的财政补贴或外部融资。

 

疫情稳定后应更多转向重建，货币政策宜进一步宽松。经济下行时期，货币政策应该适度宽松，但把握政策调整的时机很重要，应尽量把货币宽松放在疫情控制住以后。现阶段疫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适度的宽松货币政策应该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重建当中，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方面能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减税降费、支持投资，以及增加民生方面的开支等等。

 

文章来源：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