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肆虐，面对疫情冲击之下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应也不能不加区分地简单搬用高速增长阶段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不应也不能不加辨别地将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与日常的周期性波动、长期的结构性矛盾混为一谈，更不应也不能不假思考地忽略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而重返传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思维轨道。要准确地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用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战略以及立场、观点、方法讨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推动宏观经济分析更为精准可靠。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肆虐，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对于经济形势该怎么看、经济工作又该怎么干的讨论，无疑要建立在精准而可靠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之上。不过，注意到当前的疫情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发生于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非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情况和宏观政策配置肯定有别于高速增长阶段，保证疫情之下宏观经济分析精准而可靠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使其植根于新发展阶段的土壤，适应于高质量发展而非高速增长的要求。

 

其实，强调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并非是对疫情之下宏观经济分析的特殊要求。追溯一下我们这些年在宏观经济分析问题上走出的轨迹，就会看到，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中，我们所遇到的各种挑战，虽然主要通过实践层面表现出来，但根源在于沿袭已久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与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运行现实不相匹配，实系理论与实践之间激烈碰撞的产物。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变了，不仅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理念、战略要跟着变，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也得跟着变。

 

 

 

高质量发展一词，尽管正式提出于党的十九大，但其源头则系我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从2013年党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到2014年将其进一步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其目的，就在于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不仅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而且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不仅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而且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也都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功能更齐全、作用更完整、结构更合理、分工更优化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状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只能是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也正是基于如此的认识和判断，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

 

这启示我们，匹配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客观现实。说到底，经济发展新常态而非经济发展旧常态，才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所须立足的基本国情。

 

 

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决定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十九大之所以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就在于指明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

 

美好生活需要与物质文化需要虽都着眼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后者立足的是物质短缺的客观实情，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有多少”；前者则立足的是总体上实现小康的现实背景，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好不好”“优不优”。两者所表述的，不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同样，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虽均为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但后者围绕解决“有没有”“有多少”问题而聚焦经济“体量和速度”，追求的是“体量优势”和“速度优势”；前者则围绕解决“好不好”“优不优”问题而聚焦“质量和效益”，追求的是“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两者所表述的，也不属于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更明确地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阶段也在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

 

这启示我们，匹配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客观现实。说到底，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而非物质文化需要，才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聚焦点和发力点。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阶段的变化，自然会伴之于发展理念的变化。在高速增长阶段，面对物质短缺、关注并着力解决“有没有”和“有多少”问题，GDP的规模和增速肯定是核心目标，一切围绕GDP的规模和增速转，以GDP论英雄。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总体上实现小康、关注并着力解决“好不好”和“优不优”问题，除了要考虑GDP的规模和增速外，还要将GDP的质量和效益纳入核心目标系列，并将其放在规模和速度之前，作为第一位的目标。

 

正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这样一种重要判断的基础上，同时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意在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紧紧牵住新发展理念这个“牛鼻子”，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上来。让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让协调成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特点，让绿色成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让开放成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让共享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这启示我们，匹配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立足于发展理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现实。说到底，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新发展理念而非旧发展理念，才是引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

 

 

常识告诉我们，结构与总量、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矛盾的凸显状况不同，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同，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有所不同。高速增长阶段，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和“有多少”，唯有侧重于解决总量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增加经济总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没有”和“有多少”被“好不好”和“优不优”所替代，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便不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再是需求侧，而是供给侧。

 

与之相对应，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是宏观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随着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宏观调控的侧重点也要随之改变。2015年党中央正式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是在全面分析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确立的宏观调控主线。由立足需求侧转为立足供给侧、由聚焦需求总量转为聚焦供给结构、由注重短期平衡转为注重经济增长动力、由主要依托政策调整转为主要依托改革行动，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代需求管理而成为宏观调控主线之后所发生的主要变化。

 

进一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性调整和方向性改变。在这一主线下，即便也有实施以逆周期调节为代表的需求管理的必要，但其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终归属于辅助线索。相对于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为核心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管理是配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主角。正是基于宏观调控主线发生重大变化的考虑，党中央在2019年适时作出了“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的决策部署。

 

这启示我们，匹配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必须立足于宏观调控主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现实。说到底，高质量发展，就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才是当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主线。

 

推动宏观经济分析更为精准可靠

 

诸如此类的情形可能还有很多，但上述四个方面的“匹配”可能是最重要、最深沉、最基本的。深刻认识到我们身处的环境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而非经济发展旧常态，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非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引领发展行动的是新发展理念而非旧发展理念，宏观调控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并且，将其逐一落实在理念、战略以及立场、观点、方法的调整上，宏观经济分析的精准而可靠便不会是一句空话。

 

如果将高质量发展喻为一座大厦，那么，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似支撑起这座大厦的“四个支点”。它们不仅与高质量发展天然捆绑在一起，而且与之结合为一个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透过这四个核心概念和相关理论判断以及事实上存在于其间的内在逻辑链条，可以发现，一个匹配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分析基本框架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进一步说，面对疫情之下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应也不能不加区分地简单搬用高速增长阶段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不应也不能不加辨别地将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与日常的周期性波动、长期的结构性矛盾混为一谈，更不应也不能不假思考地忽略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而重返传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思维轨道。为此，在当下的中国，准确地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用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战略以及立场、观点、方法讨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问题，推动宏观经济分析更为精准可靠，不仅非常重要，而且是当务之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