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及深度融合带来的巨大潜能，将为我国打造又一强劲增长极。在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须着力把准深度融合的方向和有效路径。

 

首先，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应把准深度融合发展方向。

 

不能将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简单地理解为区域同质化、城市同城化、要素分布均匀化和公共设施布局均等化，需把准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的方向。

 

一体化深度融合方向不是区域同质化，须体现出地区禀赋优势。长三角各区域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一体化发展不能走同质化的道路，要坚持区域差异化，形成区域竞争力。

 

从长三角内部看来，提高一个地区的区域竞争力，需要根据地区自身定位着力打造区域品牌。从长三角整体看来，提高区域竞争力需要优化整个长三角的产业结构，加快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这需要对整个地区进行资源统筹安排，促进资源最佳配置，各地区按本区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进行发展。从经济势能角度看来，由于自然条件、资源分布、交通方式、人口分布、技术经济水平等因素在不同地点的组合而形成的差别程度，能够产生强大经济势能。

 

一体化深度融合不是城市同城化，应突出城市功能特色。随着高速公路、铁路网的发展以及跨江跨海大桥的建设，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交通时空距离大大缩短，同城化特征初显。“同城化”绝对不能理解为城市间差异消失，各城市应发挥好各自的城市职能。若城市群中的各个城市主体缺乏明确的分工和职能定位，易导致各个城市存在同一领域不同程度的重复建设，造成资源错配和资源浪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严重受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长三角城市群整体效能的发挥和资源利用率的提升。要以各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推动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促进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同城化的关键是城市之间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生活同城化、便利化。

 

一体化深度融合不是要素分布均匀化，需提高要素全域配置效率。长三角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要素布局不能搞均匀分布。各地区的要素要与当地的市场条件结合，根据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的发挥考虑布局，否则可能会引致区域间的资源要素错配、产业结构同质以及低效益、乱投资。长三角一体化不是追求要素空间布局均匀，而是强调原材料、资本和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能够在长三角区域内自由流动。随着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不相适应性增强，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增多，城市发展模式应该进行调整，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

 

一体化深度融合不是公共设施布局均衡化，应追求公共服务均等化。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的是区域内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化、便利化，并不需要完全保证在各个地区都有均等提供点。长三角一体化规划需要合理配置与整合现有资源，避免区域内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因此，长三角公共服务一体化不应各自为政，而应公共服务的跨区域联动治理和共享，追求本地利益与整个长三角区域利益的统一。

 

其次，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应把准深度融合有效路径。

 

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就是要基于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破除要素流动壁垒、提高基础设施联动、统筹公共服务，发挥产业共生效应、空间布局联动效应、区域治理协同效应。为此，长三角一体化融合发展路径是以产业共生为切入点，城市功能互补为载体，要素空间耦合配置为抓手，协同治理为保障。

 

以产业共生筑牢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根基。产业共生空间实现方式不能局限于产业园区内，更要拓展到区域之间合作。产业共生区域一体化实现形式表现为将总部布局在发达的中心城市，而将生产加工基地布局在欠发达地区，以较低成本价格获得中心城市的战略资源和欠发达地区的常规资源，实现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最优空间耦合，实现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企业三方共赢。长三角地区发达城市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实现总部所在“中心区域”对基地所在“外围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从而使整个区域逐步实现均衡发展。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需要通过产业共生建立更大空间的合作网络，共同提高产业生存能力和获利能力，获得经济效益。

 

以城市功能互补夯实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载体。长三角城市群战略目标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但城市功能分工不合理阻碍建设进程。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正在从过去的龙头城市“一极独大”强势领跑的单极化格局，逐步转化为“多中心格局”。需清晰认识到这种“多中心格局”并非“去核心化”。上海依然需要发挥好龙头作用，上海的核心地位越突出，对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越好。城市群中不同城市需认清自我、找准定位，明确不同城市分工，加强系统性的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强化功能布局互动。要着力发挥城市功能专业化和产业专业化的协同效应。城市功能专业化并不能代替产业专业化，同一功能类型的城市间，仍可以在产业层面形成分工。上海、南京同为服务功能专业化城市，其中上海在金融、航运、总部经济方面优势明显，南京则在软件研发等生产者服务业方面形成特色。城市决策者要认识到城市功能分工的客观性，从城市自身的要素禀赋出发，强化错位发展，形成分工合理与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格局。

 

以要素配置空间耦合提高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效率。要素配置效率提升不能仅限于产业间要素配置，而应优化要素配置空间效率。目前，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劳动力与资本空间配置错位严重，难以推进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需要优化人口、资源和产业之间空间配置，提高要素配置空间耦合效率。各地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整体区域效益，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利于长三角深度融合发展。因此，建议将重点集中在破除“行政化壁垒”和“地方利益保护”，解决市场配置的前端扭结，提供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条件，形成“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协力推动区域资源要素流动的良好局面。加强交通枢纽、交通网络的互联互通，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提供支持。

 

以协同创新增强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动力。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不能靠单个“指头”，更要“握指成拳”。长三角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创新驱动是发展引擎。长三角一体化深度融合发展需要有一盘棋思维，须建立包容性的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发挥聚合效应。着力转变以行政区为主的惯性思维，从各自为政的单一区域治理模式向区域整体治理和系统治理转变，打破区域阻隔，形成一体化的“大公共服务”格局。整合各自的创新和产业优势，通过创新要素互联互通、联合组织技术攻关，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规划建设不同类型跨省（市）的科技创新区，集聚高级创新要素和高端科技产业，形成具有全球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创新空间。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创新驱动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