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多地少的全球人口大国，要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耕地养活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决定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始终是悬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国际农产品出口总量仅能满足5亿左右人口的需求，如果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即使能够让世界粮食出口全部卖给中国也无法养活十四亿多人口。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多国政府宣布限制粮食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发出警告：由于疫情造成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中断，预计一些国家和地区将可能出现粮食危机。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就必然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何研判形势以有效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特殊环境下的各种风险挑战，决定着中国处于现代化进程爬坡过坎关键阶段的战略定力。

 

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战略底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转轨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必须首先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邓小平提出，在任何执政者面前，“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因此，“告别饥饿”成为了这一时代最主要的奋斗目标。随着小岗村的“大包干”拉开农村改革的序幕，包产到户在全国推进，在1984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粮食过剩，从此告别了饥饿的历史。

在中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十五大强调“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明确工业化、城镇化越发展，越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到2003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胡锦涛首次提出“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04年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新世纪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发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惠农强农的发展战略之先声。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两个趋向”的重大历史论断，不仅标志着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转轨，更标志着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地位上升为国家现代化的战略底线，“重中之重”指导思想从此通过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作为贯穿于整个新世纪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重大战略部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发展奇迹。

 

 

历史的新方位处于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交汇点。习近平强调，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住”。受国民经济下行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多，中国经济社会遭遇近十年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进入了一个风险与困难并存的发展环境中，农业作为安天下的产业，无疑是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发挥着压舱石和稳定器的战略作用。

 

农业发展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水平的保障能力

 

从生产方面看，尽管农业受到资源与环境约束日益趋紧、发生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遭遇汶川地震、冰雪灾害等多重影响，相比改革前在人口增加44.4％、可耕地面积每年减少的3000平方公里的情况下，从1978年到2019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从3.05亿吨增长到6.64亿吨，从2003年开始实现了建国以来粮食产量“16连增”。与公认的全球农业强国美国相比，美国占世界13%的耕地，具有耕地集中、地广人稀这样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而中国四倍于美国的人口，约占世界7%的耕地，丘陵、山区的耕地面积就占了很高的比例。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开的2017年数据，美国生产粮食5亿吨，中国生产粮食6.18亿吨。不论从历史的标准还是当代世界的标准来衡量，都为世界农业发展树起了“中国标杆”。

从供给方面看，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但主要是进口产地国产能过剩的大豆，接近粮食总进口量的80%。在主粮方面始终具有绝对优势，特别是稻谷、小麦连续多年产大于需，有少量进口主要是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大米和小麦全年进口量仅占当年产量的1.8%和2.3%，自给率均在95%以上；其中大米从2016年的进口数量逐年下降，到2019年同比下降53万吨，不进口对口粮供应影响不大。

从库存方面看，由于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在长期产大于需的情况下，库存数量居高不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中国口粮年均消费量为2亿多吨，2019年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库存结余2.8亿吨，库存量可以确保全国一年的消费。

 

 

可以说，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下，农机与社会化服务的不断推广，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供应与储备水平，中国的农业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水平的保障能力，为确保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能够确保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重大社会危机的战略定力。因此，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指出：“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备充裕，完全有能力保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同时，尽管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农业生产影响相对小于工业。因为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不需要劳动力聚集和持续劳动，分散在广阔的大自然空间独立生产，能够有效防范病毒传播。根据调研，湖南农业生产已经全面复工，基于政策激励与市场价格向好的预期，特别是养殖农产品短缺与价格上升成为市场基本趋势，绿色优质的生态农产品价格也将不断上涨，全省耕种面积甚至比上年得到增加，早稻播种面积比上年增加150多万亩，预计今年的粮食生产又会实现连年丰收，主粮市场供应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农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并非总量不足而是结构性矛盾

 

农业的持续发展，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任何国家都要应对的共同命题，无论是高效农业的日本还是强大农业的美国，农民平均年龄的不断老化、农业效益与从事农业的意愿不断递减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特点。中国农业发展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强制性农村生产满足城市消费、到改革开放后由农民生产主导市场消费、再到近期由市场需求主导农产品供给这样一个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再到当前阶段性过剩的历史变迁。曾经只有几亿人口却饿肚子，粮食连数量都无法满足，现在有十四亿多人口却出现农产品总量过剩，不仅要“舌尖上的安全”还要“舌尖上的美味”，标志着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向结构性矛盾转变。

 

伴随城镇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消费阶层出现高、中、低的消费分化，饮食结构多元化，主粮的消费比重大幅度下降，水果、肉食、水产、蔬菜等成为饮食的主体部分，农产品消费进入结构转型期。而农业是永续产业，农产品不可能像工业产品那样快速更新换代，农产品从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农业生产导向却未能相应转变为从市场需求出发，农民的生产与市场脱节，造成供不应求与供大于求同时并存，农业供给呈现阶段性、结构性供需不对称的过剩特征。尽管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农产品效益得到快速提高，但特色优质产品比重偏低且大多未形成规模优势，也未形成健全的市场服务体系，产销市场信息渠道不畅，运输过程损耗过大，流通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一些农产品销地市场供给短缺“买难”，产地大面积滞销“卖难”。农产品优质不能优价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其中冷链物流设施滞后导致瓜果与蔬菜等优质农产品应季集中上市而供大于求、价格下跌，在非出产期的淡季价格上涨而产品供不应求。同时，产业结构单一的“老大难”问题仍然严重，“大路货”的主要农产品的区域相似度较高而普遍存在同质竞争，低价与“卖难”更加突出。这种农产品供需结构性的不平衡，在本质上是现有农产品生产与市场关系扭曲的结果。

 

关键问题不是没人种田，而是如何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因此，首先要把耕地当做中华民族的生命线来严格保护，可以因市场调节出现一些地方的抛荒现象，但绝不能出现无地可耕的困境。其次是要立足区域农业自然资源与市场需求，着力解决农产品同质竞争与低端农产品供大于求的两大难题，建立优化区域产业布局的农产品品牌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错位发展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加快农业由“以量取胜”的低端路线向数量、质量、产值量“三量齐升”的高质量发展跨越，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小农大国的粮食安全。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