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臧建文（河北金融学院讲师）

 

当前，为降低疫情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中央及地方政府正在酝酿并着手实施各类“新基建”项目，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此类公共投资的主要流向是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基础设施领域。

 

短期内，大规模政府性投资的驱动，能够为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提供必要的配套条件，也将带动相关行业的龙头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及应用步伐，进而促进高附加值就业岗位的创造，有助于地方乃至全国经济的企稳回升，提高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实现经济社会的低能耗、高质量发展。但是，长期来看，计划色彩浓厚的公共投资，随着其回报率的递减，一系列相伴而随的副作用或将接踵而至，如产能过剩、库存过多、信贷泛滥等问题，对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究其原因，正如科斯等诸多经济学家早已论证过的，资源配置的主角应该是市场而非行政命令，否则，将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乃至自然均衡。公共投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行政部门越俎代庖，妄图替代甚至排斥价格机制的作用。这一做法之所以得不偿失，是因为公共投资的主导者欠缺市场主体“成本-收益”标准，又因行政部门预算软约束致使政府规模日益庞大，乃至产生“设租”、“寻租”等问题，并日益加重宏、微观税负。与此同时，行政部门不仅难以掌握消费者对已有商品、服务的需求偏好，而且无法预判未来新兴商品及服务的发展方向，更谈不上进行类似熊彼特所指创造性破坏的市场活动。而恰恰是无数市场独立主体以企业家精神般的不断试错、及时纠偏，才使得资源实现渐进的合理化配置，也才能够实践新思想、新技术、新产品及服务的经济循环演进，这便是市场活力的奥秘所在。

 

不禁令人想到，孔子在《论语·尧说》中谈过为政者应避免“惠而费”。字面意思是说，政府本来要给予百姓恩惠，往往因不得其法而事与愿违，最终整个社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无论对政府还是对民间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回到“新基建”主题，这意味着，大规模政府投资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私人投资的减少，产生难以避免的“挤出效应”，造成消费者与生产者福利的共同损失，也将窒息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热情，经济发展因缺乏根本的增长动力而日渐萧条，普通民众也无法长久受益其中。

 

那么，该如何做到“惠而不费”呢？孔子在两千年前也同时给出了应该遵循的原则——“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即政府应创造条件来激发民众自主追求其利益。他告诫着政策的制定者，应该充分善用民间个体的自利属性，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放手让民众自由投资、生产、消费，这样一来，不仅不会事倍功半，而且可以施惠百姓。换句话说，为政如治水，应利用水的特性，“深淘滩、低作堰”，而非一味的“水来土掩”，如此不仅可以避免水患灾害，还能够利用水来实现农田灌溉、促进作物生长。

 

当前，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政府所要做的是，削减过度管制，尤其稳妥转变疫情防控过程中所形成的管控模式，重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常态轨道，开放各要素市场，尊重民间自发秩序，特别是个体首创试错的实践精神。借此，我们将“新基建”可以理解为“新的基础性服务”，建立健全鼓励民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公共服务，破除土地、教育、医疗、能源等方面的要素垄断，回归政府创立为民的初衷，致力于改善公共治理方式及提升治理水平。

特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近期下放土地审批权到省一级的基础上，应逐步落实农民土地私有权。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土地所有权的属性率先发生变化，“废井田、开阡陌”，各诸侯国顺应此经济基础的演进，纷纷实施以“履亩而税”为代表的财政改革措施，自此具有公平交易性质的“税”产生了，即农民缴纳土地产出的一部分来兑换政府对农民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承认及保护。在当下，唯有农民土地私有权在得到法律认可的前提下，农村新一轮的民间投资才有望迸发，农民进城购房所需要的初始资金也将具足，新农村、新城镇的建设，亦如四十年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产出所有权的划分调整过渡到土地所有权的重新确立，亦将带来新的变化。这也是解决“小产权房”尴尬境地的一次契机，促进城市房价、房租的稳步下降，减轻企业及人工成本上涨压力，避免房地产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

 

第二，在公共管制较为严重的医疗产品及服务方面，逐步放开私人医院及私人诊所的准入门槛，破解当前公立医院大一统而导致的“以药养医”、医患关系紧张等不利局面。在医疗保险采购药品方面，逐渐放开药品目录管制，保障医疗保险参保人对其个人账户资金的所有权，增加药品价格的透明度，介入参保人的选择权，通过药品生产供给者的市场竞争，促进药品价格的真正下降，助力于“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的解决，满足社会公众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

 

第三，在教育方面，开放不同层级的办学权给予民间资本。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唯有私人资本介入其中，兴办大学及研究院所，各具宗旨特色的高等教育产品及服务市场也将随之产生。通过各高校间公平且差异化竞争，激励学校及其教师践行以学生、教师为本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提升学校自身教育产品及服务的“性价比”，并接受教育市场的优胜劣汰。这也将破解教师考评中“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等不良现象及不正之风，实现教育教学、科研学术价值的真正回归。

 

第四，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方面，解除国有企业垄断，鼓励民间资本涌入，避免价格歧视。当前，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虽然参照国际主要市场油价变动，但仍有价格的上、下限制，这依然是对市场价格的扭曲与不当干预。更为重要的是放开石油、天然气等行业，从原油开采、进口、冶炼、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开放，降低准入门槛，促进行业内有序竞争，实现与国际油价变动机制的真正接轨，提高国内油品质量，降低企业及居民的能源费用。

 

第五，在公共治理过程中，鼓励非政府性组织（NGO）参与其中。作为国民收入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体现，非政府性组织各具使命，其兴起及介入，是个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非政府性组织以非盈利、灵活、专业而独具特色，能够及时弥补公共服务的不足及短缺，使得社会治理的结构更为完善与有效。各级政府应为此类组织的成立、运行及参与社会治理等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以促进公民社会的自为、自治，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下多中心的互动参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