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供给和需求部分中断，经济遭受短期打击，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长期则提高了中国产业对创新和健康的重视，增强了中国对经济新动能的方向和模式的认识。同时也赋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色金融新的内涵。

 

疫情冲击加快市场出清和补短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调结构，纠正经济扭曲，优化要素配置，以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然而新动能的酝酿、新经济替代旧经济需要时间，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亦需兼顾经济平稳过渡，传统低效的经济部分仍然在一定容忍度内运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需求侧投资、消费和出口急剧下降，加快暴露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扭曲和经济短板，检验了产业链的韧性与再生能力，并强制性的对无效、低效的供给出清，加快催发对有效需求的供给。例如，因为防疫封城、限制交通、限制生产等措施，市场需求弱的、债务杠杆较高的传统型企业受到供需双向挤压，加速破产；诸如防疫药品和防疫装备等市场急需的产品生产企业，医疗健康、在线教育、在线办公支持企业，则加快产能释放和市场扩张。中长期看，过剩经济、无效和低效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化下加快出清；而对生命健康、公共卫生服务、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存在短板行业则将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

 

疫情冲击扩展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降低生产对劳动力、土地、资源的消耗使用，转而更多的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改变产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产业低级的局面。为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实现产业的改革、转型、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管理起到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作用，但也增加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压力。如何在制造业存量调整中催生增量，极大的催化新兴产业，并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成为“六稳”压力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出课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加大了“六稳”的压力，提升了产业转型、调整、创新的紧迫性，进一步强化了新兴产业、新业态、新经济模式的地位，也暴露了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的不足。从而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不得不更加重视诸如新冠病毒疫情冲击及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等制度变量、公共卫生医疗等公共治理短板因素，以确保整体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疫情冲击彰显绿色经济的可持续性

 

绿色经济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更加效率、和谐、持续的增长方式，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为主要内容，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产品附加值高、生产方式集约的一种经济形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求坚持绿色发展，降低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线上交易、智能物流和在线办公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支撑制造业和服务业更高质量的发展，科技提升的传统经济和新兴数字经济更加绿色低碳。劳动力、土地、资源消耗高的产业和企业在疫情中沉没成本更高、复工复产更难；依靠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的产业和信息化和数字化程度高的企业，运营成本更低、线上营运比率更高，复工复产更易。绿色经济天然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数字化的绿色经济对病毒疫情等冲击具有极强的免疫性，能够增强产业生产和社会运转的弹性、减低损失，更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疫情冲击丰富绿色金融内涵

 

绿色金融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并谋求行业自身的低碳绿色发展。当前绿色金融发展由于国家政策、外部激励与监督、行业战略安排和政策配套不充分，发展深度和广度不足，环境决策未全面纳入金融融资体系。绿色金融最终理念是通过金融资源分配引导生产和消费绿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中，在线运营和数字经济不仅仅具有抗疫性，而且极具绿色特征。尤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是要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和卫生健康。疫情冲击之下绿色经济及绿色金融的内涵再次显化，进一步丰富和明确。一是保证人类生命和卫生健康的非过剩生产和服务是绿色的；二是明显可促进生产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绿色消费的服务业是绿色的；三是公共安全保障以及提升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的公共事业是绿色的。我们认识到一些服务业除本身绿色之外更能起到加绿或绿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作用。随着绿色经济外延扩展，绿色金融的内涵也应延拓，除上述绿色经济的范畴至少防疫金融和短缺的民生金融在特殊疫情时期也是绿色的，绿色金融应在疫情可控后复工复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避免民生、经济社会赖以生存的产业链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