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实现

 

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

 

实现我国经济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不仅是应对当前困难和挑战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现代化不断迈上新台阶，并最终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未来，我们要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对标当今世界强国，加快弥补发展短板，持续强化发展能力。要矢志不渝地深化改革，夯实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基础，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厚植市场主体发育、成长、壮大的土壤。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在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推动“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全面落地，聚集更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要持之以恒地推动创新，深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改革，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打造更多更有聚合能力的“双创”平台，释放全体人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以改革开放创新推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促进我国经济由“超大”变为“超强”。

 

（一）着力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打造科技创新强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过渡，这正是我国追赶发达国家不容错失的“窗口期”。我们必须发挥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尽快形成科技创新合力。要优化科研组织体系，更好发挥我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激励创新的作用。要针对基础领域、前沿领域中的短板，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等科研基地和平台，加大公共科技创新资源的开放共享力度，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要加快分类推进科研院所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鼓励研发机构社会化发展，构建形成多元竞争、包容共进的研发格局。要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构建能够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创新人才长效培育机制。要加快教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强化高端创新人才和产业技能人才培养。要加大创新激励力度，使创新活力更加充分迸发、创新能力更加充分释放。要完善科研人员评价、收入分配及奖励制度，消除科研山头主义、圈子主义现象，尽快完成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和股权期权激励制度改革。要打造国际一流水准的创新生态，构建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高创新政策稳定性和透明度，完善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支持和服务体系。

 

（二）着力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打造制造业强国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是制造业强国的基石和标志，主要体现在产业的技术层次、产业的附加值、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产业的自主可控性等方面。打造制造业强国必须做好战略顶层设计和战略统筹，必须围绕打造具有全局意义的产业链，加大资金和人力资本投入，强化研发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联系，强化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强化需求侧与供给侧的政策协调。同时，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其附加值，构建“包容审慎、一业一策”的监管框架，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提升制造业创新和设计能力，推动产业链向微笑曲线前后两端延伸。另外，我国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禀赋差异较大，应在中西部地区建立更为优良的营商环境，积极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

 

（三）着力提高服务业全球竞争力，打造服务业强国

 

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服务业成为各国角逐的焦点领域。与制造业“大而不强”相比，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弱势尤为突出。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存在逆差，2018年逆差达到近3000亿美元，打造服务业强国的任务极为紧迫。推进服务业现代化，要完善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根据服务业所具有的经济技术特征，制定环境包容、监管有效的政策。发展高质量服务业的关键支撑要素是高素质人才，要通过教育、培训、吸引国外高端人才等方式壮大服务业人才队伍。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以更加充分的竞争促进国内服务业的发展。要促进科技革命成果在服务业中的广泛运用，促进服务领域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四）着力提升金融竞争力，打造金融强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看似是强国的软支撑，实则是强国的硬条件。无论是荷兰、英国等历史上的强国，还是美国这一当今时代的强国，无不是通过其竞争力强的金融体系在全球范围进行高效的资源配置。我国经济要实现由“超大”到“超强”的转变，提升金融竞争力至关重要。要在深化认识金融本质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与国际规则相协调、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金融体制机制。要通过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要吸引更多高水平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内地，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增加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交易份额，提高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积极寻找大宗商品贸易人民币结算机会，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要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金融全球影响力。

 

（五）着力推动企业整合内外资源，建设世界级跨国企业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国家竞争力的微观基础，世界级跨国公司更是强国的“标准配置”。纵观世界发展史，一国崛起的过程通常伴随着世界级企业的诞生与成长，正如东印度公司之于英国，福特、通用之于美国，西门子之于德国，本田、丰田之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级跨国公司更是主导了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快速成长，但影响力还不大，在部分重要产业领域的世界级企业数量还不多，必须把加快培育世界级跨国公司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要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加快培育一批大型本土高端制造业企业，使之成为超大型跨国企业的“胚胎”。要更加注重拓展国际市场，更加注重在全球范围布局产业链、价值链，更加注重利用全球人才、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更加注重对当地文化的尊重、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增强企业的国际认可度。

 

（六）着力提高全球治理能力，打造软实力强国

 

全球治理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由“超大”到“超强”的过程中，全球治理能力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战后，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进行价值观输出，维护并不断强化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搞“意识形态”输出，但要成为世界强国，也必须注重提高全球治理能力。要在能力许可的条件下，主动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向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要科学总结我国在减贫、生态保护、发展数字经济等方面的经验，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通过互利共赢的开放，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是美好的愿望，还会变成美好的现实。要更加积极参与网络、极地、深海、外空等新兴领域的开发及其治理规则的制定，加强教育交流、文明对话、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增强我国的软实力。

 

原文刊发：《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第1~7、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