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充分依托和发挥经济超大规模性优势，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全球地位的提升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不小，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增多。这种压力和挑战很可能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进程，因此，要充分依托和发挥我国经济超大规模性所具有的优势，应对挑战，纵横捭阖，化危为机，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运行的平稳性、持续性，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环境。

 

（一）利用好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支撑

 

我国拥有14亿人口，单是8.3亿的城镇人口就比欧洲总人口还要多近1个亿，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以亿计，内需潜力巨大。然而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我国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整体消费升级步伐放缓，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释放内需潜力，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合理的房地产制度，确保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总体水平，切实减轻工薪阶层的生活压力。同时，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公平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最大程度地向全社会释放投资机会，带动投资增长。

 

（二）利用好巨量生产要素的丰富性，巩固提升产业链水平

 

一个时期以来，受国内综合成本持续上涨和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国内制造业企业普遍承受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一些企业出于成本、出口等考虑，选择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中高技术环节的转移也露出了苗头。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会损害我国产业链的完整性，影响产业升级进程以及长期经济的发展势头，还可能带来比较严重的就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要把巨量的生产要素配置好利用好，巩固提升产业链水平。

 

为此，要健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土地、资金、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成本，减少物流成本，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增强营商环境对企业的吸引力，削弱产业链转移的内在动力。要针对实体经济成本高、效益低这一问题，综合采取结构性需求政策和结构性金融政策，提高实体经济对于各类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配置到产业链的薄弱环节。

 

（三）利用好海量创新资源，加快提升工业基础能力

 

依靠科技创新，持续提升工业基础能力是后发追赶型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历史经验表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数存在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停滞陷阱”。过去，我国依靠学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提升了工业基础能力，但是在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工业基础能力不足的问题充分凸显。未来要避免产业发展方面的被动，就要利用好我国巨量的创新资源去突破重大技术难关，开发未来前沿技术。要利用我国完整的产业链条、巨大体量的市场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高频率互动，加快推进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要引导创新资源向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倾斜，增强源头供给能力。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优化经费支出结构。推动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多元化，支持有能力的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推动重要国产新品的市场化应用。以重大终端需求为牵引，以重要终端用户企业或者行业相关机构为主要牵头方，针对具备基础条件的重点产品开展全产业链系统提升工作，加强各相关主体在技术合作、产用衔接、服务配套等方面的协同配合。

 

（四）利用好国土空间大的优势，培育更多高效运行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空间载体，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提高我国经济效率、品质和韧性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有660多个城市，其中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7个，人口在5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9个，人口在100万~500万的大城市124个。五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集中了全国55%的经济总量和40%的总人口。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群的内在联系还不够紧密，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分工合作还需要加强，部分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存在“断裂带”，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挥。

 

优化城镇体系空间布局，打造更强大的集聚经济，要完善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体制，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为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密切互动创造更便利的条件。要强化各类城市群规划的权威性、可操作性，切实把规划落到实处。

 

（五）利用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韧性和回旋空间，缓释并化解经济运行风险

 

超大规模性使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和较大的回旋空间。由于各地发展所处阶段和资源禀赋不同，产业可以实现梯度转移、接续发展，新动能可以平稳替代旧动能。还由于各产业发展的周期不同，有些产业处在成长期，有些产业处在下行期，前者的发展可以冲抵后者衰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超大规模性还有利于资金优化配置，为金融体系分散、缓释和化解风险提供了较大余地。这些使得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风险往往是局部性的、行业性的，可以为避免全局性系统性风险争取时间和空间。正因如此，在过去的发展中，国际金融危机、股市大幅异动等虽然冲击了我国经济运行，但它们都没转化为系统性金融危机。

 

当前，我国各地竞争环境还不够公平，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营商环境还不够优化，产业链的完整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使得我国经济的韧性和回旋余地未能得到充分的运用。充分运用这一优势，要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进一步优化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要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还要通过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商业银行体系，建立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好发挥超大规模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提高识别、化解和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