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不大，但下降趋向明显。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但总量矛盾开始突出。反周期政策不断推出，但内生性动能未能激活。中美经贸摩擦和政府调节政策构成主导经济基本面变化的主要外生变量，但前者的复杂程度超出预期，后者的托底效果则不及预期，两者叠加，致使市场预期和经济预期普遍低落。目前，“L型增长”成为社会层面（包括学界和商界）经济预测的主流意见，即2020年将延续上年度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

 

 

第一，我们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从理论上讲，我们的战略、政策、方针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有些甚至有可能是带有根本性的调整），但这个调整有个过程，前提是看清大局、理清思路、整体谋划。在这个过程中，惯性运行与应对措施同时并行，政策效应低下，制度成本很高。这个过程不宜拖得过长，尽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有韧性，但韧性度会递减，长期的经济低迷有可能诱发很多潜在矛盾的显现化，很多原先不成问题的矛盾尖锐化。2022年党的二十大前应该能够完成这个全面应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中国现代化战略大调整。2020年仍然处于这个过程之中，经济稳住了，才有变革的基础和可能；变革需要试，试验区或示范区进程必须加快；针对具体矛盾问题的应对措施难免出现政策碎片化现象，重心则应该聚焦于集成改革或一体化发展。

 

第二，近年来，已看清楚想明白并具体推进的战略性调整，主要包括：一是全面开放。改革开放是永恒的主题，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我国开放原先旨在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现在转为出口导向与进口带动并举，习总书记直接推动的进博会以及中央要求发挥进博会的“溢出效应”，绝不仅仅为了发展货物贸易或国际收支平衡，严格讲，“溢出效应”迄今还没有破题，2019年作了准备，打了基础，2020年应该有实质性的推进，进而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打破被动局面探索新路径。二是区域发展。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判断：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应该增强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目前作为国家战略政策聚焦的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海南，都位于东部地区。进一步具体分析，京津冀和海南短期难以建成，粤港澳的变数又太多，2020年支撑和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期望可能更多地寄予长三角地区。三是科技与产业的融合。科技创新是长远战略，短期重在通过科技-产业的融合促进现实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和产能基础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进而为科技创新创造更好的条件。2020年，无论5G、区块链，还是科技金融（包括数字货币）、数字贸易，都将又进一步的实质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