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影响因素

 

高质量发展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准确判断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基本状况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高速到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正处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九个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正是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实现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质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关键点和核心要素。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要构建品牌影响力、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质量提升极为关键。从经济发展看，质量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可增强消费信心，促进消费需求；产业结构的调整，核心是提高供给的质量水平，而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供给结构优化的关键作用，关键就在于提升质量竞争力。因此，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把提升质量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内生动力。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做出判断：高质量发展是“道路创新”，要实现在“中等收入”条件下经济增长范式向更高要求的切换。

 

高质量发展需要健全的质量文化环境。围绕质量提升，推动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意味着中国正在展开一场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变革。质量文化作为一种深刻的发展理念被提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从世界各国经验看，工业文明造就了质量文化，促进了质量消费自觉。以德国制造为例，在工业革命兴起后，德国人开始崇尚科学，并且将宗教信仰的要求转变为对科学和产品质量的追求与坚守，在职业精神上体现为诚实守信、敬业守责、一丝不苟、循规蹈矩、精益求精等品德；在企业经营上，将遵守企业道德、精致制造产品作为运作企业的本心追求，而对利润的追求归为次之。“德国制造”的高质量，也很大程度归结于德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民族文化。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也需要创造出良好的质量文化环境，形成人人追求质量的社会风尚，促进民众质量意识的觉醒。

 

高质量发展以政策法律法规体系为保障。国际上具有成功的质量立法案例可资借鉴。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通过立法和政策，构建全社会质量共治机制促进产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工业化过程中，美、德、日、韩等国家都经历过“质量低谷期”，这些国家普遍采用质量促进立法等举措，促进质量提升与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从相关经验看，质量立法要明确政府的定位，尽可能地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政府既不越俎代庖，也不放任自流，把握住对市场经济干预的程度。如日本政府不直接举办培训班、设立质量奖、开展质量评比，或者设立机构进行质量检查，而是通过制定工业标准认证、出口检查、产品设计等法律制度，对民间检查机构监督管理，来引导企业投资先进技术，加强质量管理，依靠高质量提高竞争力。此外，质量立法应该强化市场监管体系，通过建立惩罚性赔偿和严格的责任制度，以司法判决强化执法力度，实现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中国应通过制定质量促进法以法律形式将质量社会共治制度固定下来，促进政府、企业、消费者、社会组织和质量技术服务机构的均衡建设，不断弥补质量管理型立法对多元主体参与质量治理的制度性短缺，整合不同质量主体的力量共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