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后，我逐渐在国际期刊上看到德弗洛埃写的许多论文，主要议题是瓦尔拉斯的均衡概念，他的分析是方法论取向，主要的争论对象则是美国的瓦尔拉斯专家唐纳德·沃克（Donald Walker，1934—，哈佛大学博士，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他们的长久争辩我没跟上，但我因此而注意到德弗洛埃在思想史与方法论领域的国际地位。这本《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的参考文献中列有他的主要著作，数量和质量皆超过我的预期。

 

我看到这本《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的英文版时，真没想到他在这个领域已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教学经验，马上拜读并深感内容坚厚。原想找人译为中文但未成功，没想到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么快就做好了，好书永不寂寞。

 

简言之，我认为本书对宏观分析史提供了评判性的综述，兼具教学与研究功能。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几点：第一，厚积薄发，与时俱进；第二，架构清晰，文笔简炼，说理明畅，简洁易懂；第三，体系完整，视野开阔，各门各派了然于胸；第四，证据坚实，知识量大，文献丰富，惠我良多；第五，风格高雅，让人恍然大悟，余味延绵。

 

德弗洛埃的这本书，让我立刻联想到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第5版，1997年）。两者的属性与层次相似：都是思想史的回顾分析，既综述又评判。布劳格以学派来探讨经济学近三百年的进展，而德弗洛埃的目标较明确（专注于单一领域，即宏观经济学波动理论），时期较短(半个多世纪，从凯恩斯1936年的《通论》到20世纪70—80年代的理性预期、RBC、DSGE等)。如何判断这两本都是好书？有个简单方法：我知道的细节，他们都掌握得比我更丰富、更深入，让人心服口服。布劳格写作《经济理论的回顾》第五版时正好70岁，德弗洛埃比我稍年长，现已过70岁，还真希望他写第二版。

 

我找了好几篇本书的书评，基本上都对其极力称赞，其中以Azariadis (2018)最为深入，很少见到39页的书评，并且还发表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刊物上，可见本书所讨论议题的重要性与可争辩性。德弗洛埃对经济波动领域的经典文献真是读通搞懂了，写得又清晰又让人意想不到。对经济学相关专业研究生和宏观经济学专家来说，本书是不可回避的佳作。本书至少要详读两次，三次更值得。我认真读了前四章，越读越慢，主因是理解上的差距愈往后愈明显。因担心其余诸章会使眼疾恶化，只能浅浅翻阅。但试举三例，说明本书为何吸引读者，以及其分析的深度何在。

 

第一，前言的表0.1是两栏式的对照：左栏是1936-2000年间宏观经济学史中的重要节点，从《通论》到IS-LM，再从理性预期到DSGE（第一代、第二代等）的层层进展；右栏是各阶段的代表人物。作者在前言中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大图景”，因为理论的发展可视为一种“决策树”，其分支起源于对基本方法论节点的选择。采用某个分支而非另一个分支，会使理论走向不同的发展轨迹，进而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这个视角，前言中的专栏0.1用箭头来解说代表人物之间的影响方向：单箭头代表前后传承，双箭头代表对立，同时也标示这些派别与人物是本书哪一章的主题。这两个图表就是本书的宏观定位。

 

第二，首章综述凯恩斯《通论》的“研究计划”，分列七点解说凯恩斯时代经济学理论所面临的危机、有哪些主要病征，以及凯恩斯的研究目标。凯恩斯面临好几条叉路，自知处方不等于解药，所以自谦《通论》只是“温和的保守”（moderate conservative）。史实正好相反，《通论》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大革新，也带来了政策史上的大创举。作者在这七点内，对凯恩斯的心路历程与转折，做了简明透彻的解说。

 

第三，再举个细节例子。首章的脚注⑤介绍了凯恩斯对瓦尔拉斯的态度。凯恩斯在1934年1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无论如何，我都期望有一天能够说服你，瓦尔拉斯的理论和其他一些理论基本上就是胡闹！”睿智如凯恩斯，若今日棺中复起，看到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主宰学界，不知将如何自处？

 

以上三例才引到正文第7页，全书正文超过400页，相信它们同样精彩，且具有启发性，请读者慢慢品味吧！依我所见，第四章用长达30多页的篇幅分析货币论的争辩并形成表4.1的总结对照，写得实在内行，我屡屡回望，自叹不如：“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世说新语·捷悟·绝妙好辞》）。

 

下面，我希望谈谈为何要读宏观经济思想史。首先，具备整体性的眼光很重要。其次，必须搞清各派间的来龙去脉、相似点与相异点。再次，掌握宏观经济学界的思潮变化是学者的责任。最后，厘清各派间的争执与歧异其实并不容易。亚洲学者过于擅长数理建模，常忽略模型背后的精神与立意，因而不易推陈出新。方程式犹如铁砂掌，是用来劈砖头的。功力大小的区别也仅仅是一块砖与十块砖之间，再会劈砖也无法一统江湖。

 

以《水浒传》为例，书中共有三十六天罡星与七十二地煞星，各路英雄好汉，如鲁智深、林冲、史进等，都有独门武功，但领军群英的宋江，只杀过一个弱女子阎婆惜。他凭什么天罡地煞排名第一？靠什么统领一百零八条好汉？在我看来，单一个“义”字。义字的含义很广：眼界、胸怀、手腕、说理。亚洲经济学界已不缺好汉英雄，为何一直没得诺贝尔奖？恐怕就缺这个层次：身怀绝技，不如直指人心。

 

有志者不要停留在铁砂掌劈砖秀上，要先对义理与门派了然于胸。最低层的水果（修改模型、evidence from……）摘完后，如何更上层楼才是重点。除了数学建模，宏观经济学界更应明了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勿当蒙眼马只走直线。历史就像汽车的后视镜，后视镜虽不能保证司机（决策者）往前开不出车祸，但可让其预见左右及后方的危险。决策层级愈高者，历史感的重要性愈显著，反之亦然。

 

 

我十岁初读《西游记》时，只关心牛魔王、芭蕉扇、盘丝洞这些神怪。二十岁上大学重读，看到的是大唐与西域的历史。四十多岁陪儿子读，转而注意到各章回的“有诗为证”，那是吴承恩的禅修心得，并且正是《西游记》的核心讯息。退休后静心重读，对作者的布局与隐喻反而更有体会。

 

我对这本《宏观经济学史》的理解，还停留在“神怪与历史”层次，期盼专业研究者迅速进入“心得与布局”的境界。布劳格说他每五年都会重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重新感受此书的气魄与闪亮的错误。我听得懂他的心法，因为我年轻时认真读过几次他的《经济理论的回顾》，它助我打通任督二脉，终身受益。德弗洛埃教授的这本书也值得咀嚼反刍：了然于胸不是境界，而是必备技能。前人闪亮的错误，就是后人的灯塔。

 

（本文为《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中译本推荐序之一，作者赖建诚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