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体制仍存不完善以至局部扭曲因素，有待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消除和完善，然而把中国竞争力归结为扭曲显然不正确。

 

第二，改革不等于复制外国体制，是中国体制转型的既定方针与明确原则。有外国朋友推测中国经济体制“与WTO其它发达成员国体制趋同”，这方面判断偏差有待自我调整。中国经济体制系统转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1987年举行十三大时已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基本命题。此后，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会政治报告主题，无一不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词。

 

客观观察不难看出，在中国执政党以及中国社会主流理念层面，从来没有把复制西方制度或制度趋同看作体制转型目标；事实是中国始终强调自身特色，高度重视依据中国具体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与体制政策。学习西方同时拒绝西化，是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基本特征之一。

 

第三，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再选择，基本动因是依据实事求是原则务实解决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从体制转型动力学角度看具有问题导向与压力倒逼特点。人民公社体制下国民低水平温饱难以得到普遍性满足，成为推动最初农业改革的决定性动力；应对大量劳动力缺乏非农就业机会以及南方个别边境地区大批群众逃港问题，对最初特区开放政策破冰产生重要助推影响。在最初改革开放取得超预期成效后，适应问题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不断拓展的内在逻辑，中国决策层与社会各界不断总结经验、与时俱进，到上世纪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并在90年代中后期进一步实施系统改革开放突破并加入WTO，使得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体制转型从来都不是径行直遂的，目前体制不完善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影响进一步显现，深化改革仍面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战性与紧迫感。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有理由相信中国仍会以自身长期发展与现代化根本利益为本位，继续推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