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进入发展新时代，“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新兴开放大国，我国既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建议把“以高水平开放为主线形成改革发展新布局”作为“十四五”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近日，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专访该院院长迟福林，分析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导报：近期您提出“开放是最大的改革”，那么您认为“十四五”期间，哪些领域条件成熟、有希望更进一步开放？

 

　　迟福林：“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对外开放将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需要制度变革和创新。在这种情况下，要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开放的推动作用很重要，开放倒逼改革的特点比以往更加突出了。

 

　　通过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一方面是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开放市场、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和财产权，调整产业政策、政府补贴、环保标准等；另一方面是要适应和对接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等未来经贸规则变化的大趋势，直面关税制度、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采购公开化等问题。这些都已涉及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例如，包括教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在内，以金融为重点的服务业对外开放需要打破行政垄断，进行一系列制度安排，同时变革理念。

 

　　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它正在倒逼整个营商环境的优化。营商环境不单是提高办事效率，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这涉及到政策转型，要实现由过去“有保有压”的产业政策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转变，实现市场监管的重点从一般市场行为监管向公平竞争审查转变。

 

　　“十四五”期间我国以高水平开放为主线形成改革发展新布局，适应了我国发展和国际地位变化的需要。未来几年我国将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一个经济竞争力逐步增强的关键阶段、一个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转变阶段。我国应把握经济合作竞争的主动、全球治理的主动、推动自由贸易进程的主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主动，核心在于开放。由于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以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为重点的制度性变革，开放是重要动力。

 

　　在我国和世界经济高度融合之际，科技革命催生传统产业的变革，制造业不再是简单的转型升级，而是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上的攀升。此时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内需潜力的释放，离不开高水平开放。

 

　　中国经济导报：在您看来，该如何去推动开放？

 

　　迟福林：很多领域的开放实际上是改革理念加强推进后的结果。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开放倒逼改革，打开国门后才看到国内哪些方面需要改革。例如，改革开放前，我们没有宾馆的概念，只有政府招待所；打开国门后我们才看到传统计划体制需要改变。

 

　　到了新阶段，我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开放牵动影响全局、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开放倒逼改革的特点突显出来了。这个阶段不是改革和开放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内在的直接融合。未来5~10年，中国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将成为突出亮点。

 

　　市场越来越开放、负面清单越来越短，我国在多方面进行的改革颇有成效

 

　　中国经济导报：您如何评价“十三五”期间改革的进展？

 

　　迟福林：“十三五”期间我国在多方面进行了改革，总体看有很大进展。但在某些重要领域，如服务业市场开放，确实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不相适应；在某些重要改革还没有重大突破，利益固化后缺少改革的推动力。

 

　　现在进入“十三五”末期，“十四五”即将来临，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度融合，前提在于开放。如果开放往前走，相当于改革也往前走了；开放往前走，改革也必须往前走。所以中央提出来的制度性结构性安排、强化竞争性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确立竞争中性原则等十分重要，它们既是深刻的改革，又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体现。

 

　　中国经济导报：近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您对中国排名继续上升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迟福林：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46位上升到31位，说明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开放，负面清单越来越短，近年出台的一系列举措颇有成效，这个结果相对来说是客观的。营商环境改善的最大本质就是市场越来越开放，内外资企业规则统一进程越来越快。

 

　　但当前在落实公平竞争上还存在某些问题。例如，有的地方政府认为优化营商环境更多还是提高效率、简化流程，更多地着眼于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加速，将倒逼政府转变理念、转变行为，通过高水平开放解放思想、把握趋势，然后强化制度性、结构性安排。

 

　　对标国际基本经贸规则，我国应尽快形成新型开放大国高水平开放的新布局

 

　　中国经济导报：您预测一下，“十四五”期间国内外环境会有怎样的变化，其中与过去最大的不同会是在哪方面？

 

　　迟福林：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国和世界经济的关联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直接地融合，同时外部环境更复杂，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只有把握住世界发展的趋势，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打下从大国之治迈向强国之治的坚实基础，携手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这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还体现在制度安排、市场开放程度、政府职能和理念的转变等方面。在我国未来1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十四五”将扮演一个特殊角色。

 

　　应该说，我国有能力有条件在跟世界的融合上做得更好，有能力有条件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有能力有条件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加融合、开拓更大的市场，有能力有条件使我国在全球治理上从重要的参与者向主导者转变。

 

　　中国经济导报：在您看来，应如何以高水平开放布局“十四五”？

 

　　迟福林：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外贸结构变化，服务贸易日益成为以高水平开放促转型升级的重点、焦点、难点。“十四五”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结构性开放进程，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形成改革发展的新格局。

 

　　目前，国际经贸规则与治理结构正处于重构的关键时期，我国应防止被排除在多边贸易体制与全球规则重构之外，应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我国应该以对标国际基本经贸规则为导向，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程，实现对外开放新高地的重大突破，尽快形成新型开放大国高水平开放的新布局。

 

　　在“十四五”期间应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的全面开放，强化服务业内外标准对接、资格互认，降低服务贸易边境内壁垒；以中欧、中日韩及亚太区域一体化为重点，加快构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双边、多边自贸网络，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相融合。

 

　　在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方面，应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统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产权保护，以减税降费为重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政府采购公开化、市场化进程。

 

　　在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重点实现市场化改革新突破方面，应全面清理妨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更多采取市场化的手段；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实现市场监管的重点由一般市场行为监管向公平竞争审查的转变；确立竞争中性原则，深化国企改革；经济活动由地方政府间竞争向企业主体间竞争的转变；实现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为导向向竞争政策为基础转变。

 

　　从华为等企业案例看，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开启创新2.0时代，主要特征是开放式创新。这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闭门造车”，而是跨越国界的全球现象。由此，需要以开放实现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继续主动开展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

 

　　此外，未来10年左右我国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升级空间，蕴藏巨大内需潜力，并将支撑“十四五”5%~6%左右的经济增长，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需要推进高水平开放与经济转型升级的直接融合，以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