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压力与劳动力供给缺口并存，劳动力成本进入“结构性上升”期

　　就业和劳动力成本，既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又受趋势性、结构性因素影响。

　　我们可以以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有效求职人数）作为一个观察指标。求人倍率的同比代表周期性，经验上与名义GDP走势高度相关。即在经济同比下降的周期中，需求下降比供给下降更快，就业压力会周期性加大；而求人倍率的绝对值，则代表就业绝对供求的趋势性。它就更为复杂，一方面每一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是由前期出生、受教育、然后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曲线决定的；另一方面，供给又是分结构且彼此之间不可替代的，经济发展会扩大对某一类劳动力的需求。

　　从求人倍率的绝对值看，2009-2010年前后有一轮抬高，那段时间也确实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常明显的时段，也是“刘易斯拐点”学术探讨最密集的时段；而2011-2017年相对平稳；2017年年中之后，求人倍率又有一轮抬高，2018年斜率非常明显。区域指标比如“上海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也有完全相同的走势。一般来说，求人倍率的抬高将推升薪酬成本。

　　从背后原因看，2009-2010年前后的求人倍率抬高和劳动力成本抬升可能源于劳动力供给度过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供给总量从年增加变为年减少，所以那一阶段抬升的是中低端劳动力成本；而2018年的这轮一方面仍与总量有关，毕竟劳动力整体处于年净减少阶段；另一方面则可能和供求的结构性失衡有关，即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特定劳动力需求上升更为明显。比如近年本地生活O2O对一定年龄段的物流快递人员的需求，就显著推升了青壮年劳动力成本；家政服务的渗透率上升推高了家政服务人员成本；制造业技术升级对于一定教育程度工人的需求，亦推升了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相关劳动力成本；半导体产业链等新产业的投资增加，人才需求上升，亦推升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成本。

　　看未来五年，一则名义增长放缓，就业压力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一些时段周期性显著；二则劳动力供给继续处于一个下行期（人口曲线后推20年可以大致得到劳动力供给的状况），每年可能继续有一定劳动力供给的净减少；三则经济转型会增加对特定的劳动力类型的需求。

　　我们估计2018年这轮求人倍率的上升在未来几年仍会继续，劳动力成本进入一轮“结构性上升期”。

　　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性”是一个相对概念，结构性变化也会影响总量变化。由于社会分工是一个多元化交互体系，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之间存在一个比价效应，一类劳动力成本抬高会影响另一类劳动力成本，这一点在逻辑上类似于经济学上描述通胀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