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图片来源：公众号“北大国发院”。

 

以下为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摘编：

 

所谓两个“近底线”，一个是经济增速已经滑落至政策底线附近。为按时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今明两年的GDP增速至少需要6.2%；另一个是失业率接近政策底线。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从业人员”分项指数连续9个月处在低位，城镇调查失业率7月、8月和9月分别为5.3%、5.2%、5.2%，接近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预期目标5.5%左右。

 

两个“难持续”：一是外需虽然表现出一定韧性，但难持续。全球经济景气仍然处在下行通道中，正呈现出全球经济同步下行的共同特征。有全球经济“金丝雀”之称的韩国出口增速自2018年5月出现负增长以来，已连续9个月处于负增长状态。二是内需，今年7月、8月，我国社会零售品总额的增速明显低于6月；投资仍然是我国内需的主要引擎，但制造业投资受产能过剩和利润增长放缓影响，其增速在最近两个季度持续处于低位。

 

两个“待改善”：一个是实体企业的经营状况虽有好转迹象，仍急待改善；另一个是，实体企业融资难问题虽有所缓解，仍急待改善。

 

这些问题改如何应对？我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要稳预期。在全球经济增势减弱、不确定性增多，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挑战，稳预期显得尤为重要。稳预期是稳定经济增长、消除不确定性的重要前提。今明两年有必要将全年GDP增长稳定在6.2%的水平，以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按时完成。

 

二要补短板。我国是一个储蓄规模庞大，债务规模适中的发展中国家。2018年，我国储蓄率为44%，是其他国家平均储蓄率的两倍；同期我国债务占GDP比重为254%，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债务水平。我国融资结构为债权型融资（主要是银行信贷）所主导，因而我国国内债务规模上升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因此，宏观政策一方面要防范‘高杠杆’可能带来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一味地强调‘去杠杆’，特别是不能刚性快速‘去杠杆’。同时，也可考虑，全面客观地评价基建投资的商业模式，适度放松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发挥基建投资‘补短板’、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三要“优监管”。有必要优化监管方式，把控好金融监管政策的推进节奏，重塑影子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必要的“毛细血管”。同时，也有必要重新梳理和审视“资管新规”，给市场调整留出时间，给表外转表内留出空间，也给健康的表外业务留出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