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的行政发包体制和横向的官员锦标赛竞争相互补充、相互作用。在改革开放时代，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之间的互补关系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和放大，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制度转型平稳推进的关键性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分权改革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了关键性的行政和经济资源（如土地批租、财政补贴、融资、行政审批、基础设施），成为区域经济社会的中心和枢纽，同时又是辖区内游戏规则（如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制定者。行政发包制也使得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企业和老百姓的角度看，既可以成事，也可以不作为甚至败事。而地方官员之间政治锦标赛驱使地方官员将手中掌握的关键性资源和自由裁量空间转化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动力（如动员辖区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规则为辖区企业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将地方官员从潜在的 “掠夺之手”转变为“帮助之手”，从而解决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

 

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横向晋升锦标赛，不仅与强化的行政发包制相互作用，它还衍生出一种独具风格的政府和市场互动的模式，我称之为 “官场+市场”模式。“官场”指的是“官场竞争”，即地方官员在政治晋升上相互竞争，“市场”指的是企业在经济市场上竞争。

 

一方面，官场竞争的规则、方式以及激烈程度直接决定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进而影响地方官员推动辖区经济发展的努力，包括制定产业政策、投入基础设施、提高行政服务效率、提供土地和贷款支持，最后影响到辖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绩效；

 

另一方面，辖区内所有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的绩效加总起来所形成的地区经济绩效（如GDP和财税增长）又会影响到官员在官场竞争的命运。

 

官场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同辖区企业间的市场竞争程度，比如政府的土地和资金支持使企业在市场上采取更加激进的竞争策略，而市场竞争反过来不仅影响官场竞争的结果，其经济生态还决定官员参与官场竞争的方式和策略，比如是扶持国企还是培育民企发展。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竞争过程相互结合，相互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当然，各地区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差异性也决定了不同地区政企合作和经济发展的多样化路径。

 

在这个模式中，地方政府必须面对市场竞争（包括参与全球竞争），其采取任何经济战略与政策必须接受市场逻辑的最终检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地方政府只能是全国和全球市场规则的接受者而无法操纵市场。官场竞争、市场竞争加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跨地区的流动性使得地方官员必须善待企业和人才，在根本上限制了政府权力的任性、专断及过度干预行为。辖区企业和产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结果以反馈的形式又引导辖区内的官员与企业家携手合作，优势互补，寻找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官场+市场”塑造了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与增长路径的多样性及地区间的学习效应。

 

在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市场企业家不断创新发展，也需要敢于引领制度、政策和发展战略创新的政治企业家精神。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改革，不仅需要具备突破传统体制的勇气和探索改革的智慧，经常还需要面对既得利益的阻力和承担政治风险。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更是一项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战略任务。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地方政府的“亲商”态度与政策，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其资源禀赋和制度条件发展优势产业，吸引人才和投资，克服市场失灵，进行制度和机制创新，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与政策环境，最终在地区经济竞争中胜出，这需要地方官员的战略和创新思维。总之这些方面都呼唤地方官员的政治企业家精神，在艰难性、挑战性和创造性方面丝毫不逊色于市场企业家精神。“官场+市场”模式恰好催生了政治和市场两种企业家精神的同时涌现和密切结合。

 

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是各国的难题，在发展中国家，腐败和低效的政府尤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杀手。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通过在政府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又结合地区间和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创造性地给出了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官场+市场”的双层竞争机制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原动力。

 

然而，“官场+市场”并非完美的增长机制，它有其擅长之处，也有短板和不足。官场竞争与市场竞争虽然都是一种竞争机制，但毕竟是性质不同的竞争方式。官场竞争因为晋升职位有限，只提拔少数的胜者，这使得官员之间的竞争更接近零和博弈（市场上企业竞争更接近正和博弈），导致其竞争动机强烈而合作动机不足。这种冲突最早期的形态是地方市场保护主义和地区封锁，到后来演变成跨行政区划企业并购和重组的困难，到区域合作（如经济一体化、污染治理的跨地区协作）进展缓慢，到市场监管和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都与政治锦标赛的零和博弈的性质有关。

 

另外，地方官员在一方任职有任期和年龄的限制（企业竞争则不受这两者的限制），官员的短期化行为难以避免，加之官员主要关注被上级考核的“硬指标”（如GDP、财税和招商引资的增长），而忽略那些关系民生但在考核体系不受重视的“软指标”（如教育、医疗、环境治理等公共服务）。在我国，环保、教育、医疗、质检等都是辖区属地化服务，没有跨地区竞争，因此从我们的视角看，这些领域恰好是 “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的双重竞争机制失灵的领域，因而社会积怨甚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面临的大多数问题，比如经济增长的粗放性、环境污染、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投入不足、地方债务等等问题，也可以在“官场+市场”的视角下加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