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最近一段时期的历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讲，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现在追求强国梦。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被列强瓜分和看不起的“病夫”，成为全世界多数国家公认的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的新兴超级大国。尽管中国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但其他国家—不管是发达还是不发达、离中国近还是远，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可以跟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日本、欧洲一些智库认为，他们国家是中等国家，美国、中国是真正世界级的大国。当前中国在全球大国中发展最好、机会最大，也提出了世界级的目标愿景。从国家的体量、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军费支出和军事装备等硬指标衡量，中国多半能够位居世界前三的行列。习近平主席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就是依据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定位和影响力的变化。这种真实而突出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连续渐进过程，是昂扬向上的积累和“好运道”的共同结果。

 

毛泽东时代是“革命”时代，实现了“站起来”，要“砸碎”西方统治体系。邓小平开启了建设时代和活力之源，进人世界体系来汲取力量，变成积极的参与者、建设者。邓小平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建设者，某种程度上他带动了全球就业、脱贫、粮食生产。但至八九十年代，中国仍是一个刚解决温饱问题的较弱的大国。其后两代领导人继续有力地推动建设，中国“人世”以后髙速增长，农民进城、企业长足发展、财政充足、提髙福利、取消农业税、基建迅猛等都是重要现象。今天全球五百强中百余家中国企业，也都是在那个时期規露头角，并开始成为世界角色。中国作为和平崛起的新兴大国的说法，是在世纪初由郑必坚首次提出，也是中央借重要智囊发出信号。

 

2008年北京奥运会象征了中国的“起飞”。“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口号，更代表了从上到下人心和精气神的状态，中国真正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大国，可以在全球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在此以前，我们的研究中很少出现“大国外交”“强国外交”“全球外交”此类表述。我当时看到某位台湾来交流的年轻人博士论文写中国新世纪以来大国外交，第一反应是非常惊讶，印象也特别深。２００８年以后，中国崛起的声势越来越强，与美国、俄罗斯相比运道也不差。今天中美力量对比之态势，很大程度是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下行、中国经济一直往上走的结果。

 

从历史的连续性正视这个时代，中国是经过长期贫困、动乱，从休养生息到恢复发力、羽翼渐丰，开始进人踌躇满志、向世界进发的状态。从解决温饱、建设小康到全面小康、初级发达、中等发达，这些目标随着国力和人气的提升逐步提出和实现。中共十八大时，一批长在红旗下的领导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执政时国家实力已较强，在国际上越来越成为次主角、主角，自然就有大国领袖的追求和底气。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宏大的全盘规划和政治口号，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追求在一般国家是很难想象的。相比美国这种世界领袖与霸主，中国是把自己定位为全球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或许将来历史会写：中国进入３．０版，特点是推动全球化，例如“一带一路”、全球护航、全球公共产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百年巨变主要是就中国的发展与影响而言，还不能轻易说世界变局已发展到清晰可见、影响长远的百年巨变。所谓百年巨变应该有世界史全方位的影响，为各大洲的政治家和人民所认知和接受。出现世界巨变，可能因为战争（如两次世界大战）、重大政治变化、科技革命（如三次工业革命）、疾病肆虐（如中世纪末黑死病）、气候或地质变化（如冰川期）等。与今天的变局相比，一战、二战、冷战结束是真正产生世界影响、缔造不同世界的巨变。对一些国家而言，９.11对其都不算很大影响。

 

经过一战，帝国、殖民体系开始向共和国、主权国家体系过渡，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开始大量研究国际法、国际联盟和国际条约。现代会计制度、常备军制度、教育制度、铁路制度等，也是始于一战后。当时中国也向民国过渡，成为世界潮流的一部分。

 

二战以来，核武器诞生，亚非拉民族纷纷独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建立，这些现象的影响远超出此后任何单纯的节点。人类彻底终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开始进人更加追求和平、文明、正义、公正的时代。后来出现两级和冷战，但和热战不同，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应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待。冷战结束给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带来全方位巨大冲击，世界进人一超多强时代。海湾战争、911以后美国一系列对外打压战争都和这一背景下西方的傲慢有关，同时金砖国家开始崛起。当前世界变局还不足以与这些巨变相比，很难找到类似的爆炸性、断裂性、质变性事件，并未产生新的国家、国际力量结构。当前仍是一超多强、西方相对优势的阶段，尽管新旧力量此消彼长，但是没有根本扭转，处在渐变、置变的长期过程。有些人把百年巨变理解为，中国和中国代表的模式起来了，美国和美国代表的制度不行了，至少中国要发挥与美国相媲美的影响力。但事实确然如此吗？媒体某些宣传是过度了，例如《厉害了，我的国》给国民造成一种中国各方面已数一数二的想象，其实中国数一数二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还不是全方位强国。

 

如果我们告诉世界，中国崛起带来世界百年巨变，其他国家是否认可？各国或许认同西方确显乏力，但“中国模式”还谈不上被许多国家接受。例如从对待生态环境而言，中国模式未必有很大吸引力；从加速发展之力道而言，是北欧、新加坡等地所不需的。在各国看来，中国带来了钱和项目，是一个解决脱贫、民生问题的了不起的干活角色、经济巨人。“一带一路”品牌为各国所知，但它主要限于经济，文化、政治、安全、环保、教育等各方面的含义较弱。

 

欧洲、日本、东南亚、中东等地，并未看到百年巨变。非洲需要脱贫，这也是中非关系进入新的质变时代的重要原因。但非洲的巨变是二战后独立解放，再由西方主宰命运走向谋求自主发展，与中国、日本、印度关系未必很大。“一带一路”给非洲带去机遇，推动其发展，将来可能带去安全保障，但远未到帮助其焕然一新的地步。非洲的智库学者指出，中国人在当地主要是千活的，他们的大学里没有一位中国的全职终身教授。拉美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现一批美国控制的右翼军人政权，在美国“松绑”后得以经济自由、民主化，但美国控制这个“后院”的局势没有根本变化。中国等国家虽然在拉美有工程项目，但此外几乎没有影响力。

 

如果将博鳌论坛和达沃斯做简单对比，也会看出我们的强项和不足。博鳌论坛在交通、接待、安保上做得很好，但让人看到的还只是经济优先、发展第一的各种招商会、推介会等活动，能感觉到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强有力脉动。博鳌对很多国家尤其老百姓来说未必知名，与中国有合作的政要和经济学家才知道它。而达沃斯是世界经济论坛，它所发布的关于世界经济的展望是全方位的最新指南。它更是思想风暴、创意集聚的世界级高水平论坛，是各种新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思想方式交汇之地，充满了对人类发展和人生意义的前沿思索和展望，花样之多令人难以想象。例如哈佛大学在那里有专门的实验室，一批顶尖科学家向人们展示未来人类生活状态；在那里看不到瑞士政府的招商行为，却能看到扎着马尾辫的年轻部长给人们讲安乐死、同性恋、新药物。人们在那里探讨设计新的生活领域，例如未来如果每周工作一天就足以创造所需物品，剩余时间如何更有价值？到达那里并不方便，路途辛苦，但仍挡不住各国领导人、智库、经济学家的热情，他们的某些新观念就与在那里的交流有关。

 

 

强调今天的百年变局，亦即定位于时代开拓者和潮流引领者。其实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跃跃欲试的过程，“新长征”刚刚开始。习近平主席所讲的百年变局是有条件限制的，但现在很多领域都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种表述，都在从自己出发“开启”百年变局。很多媒体、学者甚至外交人员宣称我们开启了百年巨变的新时代，仿佛中国已“憋足劲”了。但事情绝不可能那么简单，欲速则不达。要特别清楚百年变局的定位和指向，避免盲目的战略性误判与透支。

 

我们应该更加谨慎、冷静，发现成长中的不足，埋头改革与发展，继续保持良好的上升态势，避免犯错误。很多朝代都是在鼎盛时期歌舞升平、盲目自大、大打出手，紧接着就是萧条、溃败、战乱。要认真研究历史，从中洞悉未来，立于不败之地。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如果从上到下都卧薪尝胆、埋头苦干，这恰恰是上升期的表现；如果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吹捧和靡靡之音，可能就行将走下坡路。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从上到下都像干海绵一样，勇于承认自己落后，迫切地引进、吸收、追赶，特别努力地埋头干事。大学生以刻苦读书为荣，周末不轻易休息，看场电影都自觉罪过。今天却有一部分人觉得，发达国家不如我们钱多、车好、地铁新，从飞机上往下看要数中华大地建筑更多、变化更多。

 

＂盛景”滋生了一些人某种膨胀心态，认为别国不再有值得学习之处，我们可以输出模式、教育别人了。例如部分人叫嚣应该教训那些老是“挑事”的小国，轻视别国的语气很惊人，一些干部和企业家在海外表现出暴发户的可怕横劲。这虽然都是个别现象，但肯定有值得反思之处，我们确实还不尽髙尚和文明。小国往往说话办事很谨慎，而大国容易犯下不敏感、较粗暴的毛病。也正因此，当我们对外宣称百年巨变时，一些国家可能产生不必要的疑忌。中国要有谦和的大国风范，继续成长，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世界做出贡献。

 

若想立于不败之地，首先要办好自己的事。小国不管做得多好，都有可能在地区和国际局势的起伏中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而核心大国、中等以上强国，其强弱兴衰更多取决于自身体制机制。例如苏联的不战而败、分崩离析，有西方演化、外部矛盾的原因，但二十年停滞期内丧失活力才是内因。中国有很光鲜的地方，也应该细查自己的短板和软肋。如果讲成就者多，谈问题者少，或者说出来不受待见，就不是一个旨在引领时代和输出模式的大国的应有氛围。

 

中国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要学会继续埋头苦干，不断自我改进。好比早先很多老板都是野蛮生长，其受过髙等教育的子辈就会采取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受过更好教育的再下一代会做得更精致。国家发展也会经历类似过程。中国目前仍处在邓小平时代的大背景下，好不容易满足了生存权利，要继续解决经济需求、挖掘发展活力，改善国民生活特别是基本需求，但这是发达国家早已解决的，今天中国要提出更髙要求，追求更优质的教育、生活、环境，以及让人尊敬的国际视野、公共产品、外交形象。这时一定要以充满学习气息的态度去看待已经拥有的财富和仍然存在的不足，不断发展和提升。

 

我们观察外部世界要特别谨慎细致：哪些地方有让人担心的事态，就要防范；哪些地方有值得学习之处，就要关注。王缉思教授指出，中国人对复杂真实的外部世界还远不够了解。国人刚刚开始出国学习、旅游、工作，走马观花，对整个世界和人类发展阶段性，对人的想法、做法的内在复杂性，认知远不充分。中国虽然富了，社会风气、国民素质、公民意识、民主精神有待进一步提高，对生态的爱惜可能不如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社会的道德感更没有成为全球的典范。例如在奥森公园，有人竟然把鸟蛋揣走，让外国游客目瞪口呆，这种行为在国外是人刑的。在开始成为世界引领者时，一举一动要更加小心翼翼。要时刻反思提醒自己，更多地辨识自身和他者的优势与不足，形成趋利避害、防止战略性透支的谨慎，继续追赶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要素。

 

世界未来除了追求大规模增长效益，还应追求量体裁衣、精致、个性化和髙质量。中国须以跟国际技术、经贸、政治、社会的发达水平对照对接的尺度，衡量现有国内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诸方面的差距，加快外交改革和能力建设的步伐。要从粗放的经济大国迈向精致的“仁智大国”，从单项冠军变成全能冠军。除了要有钱、有力量，还要该慷慨则慷慨、该节省则节省，学会微笑，致力于解决全球危机，让自己和世界变得更文明、更环保，在很多领域拥有话语权，让世界心悦诚服。

 

 

快速发展及其带来内部的差距与问题，正如硬币的两面。当前中国缺乏的不是硬实力或加快硬实力建设的推力，而是缺少让外部国家心悦诚服的软实力和制度安排，缺少对普通百姓权利的细致关照和对公民社会存在的法制保障。要认真思考：中国发展能给世界提供哪些全新现象？制度、教育、科技等是全新的吗？中国带动的历史能让世界变得少污染、少造假、更文明、更环保吗？中国还不是现代生活各方面的质量大国、创意大国、精致大国，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

 

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技方面中国的某些差距，尤其与德国制造对比，与日本尖端机器人对比，与美国的芯片设计、军工实验室和航天技术对比，与英国在发动机、医学制药、生物育种和微电子方面的某些领先对比，哪怕与以色列、瑞士、瑞典、荷兰、芬兰这些发达小国的特有优势对比，中国总体上仍处于中低端位置，由大至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处处学习美国也是需要反思的。我们有时把自己绕进去，仿佛只有美国才代表现代化、好日子、好国民的标准。其实并不尽然，大多数国家并非如美国那样。我们想创造比美国更多的ＧＤＰ、更大的军舰和航母，但在这种发展中有很多自己意识不到的短板，以至有时在别国看来像“暴发户”。又如美国人均住房面积一百多平、每个家庭拥有几辆车，一个国家的能耗量占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四十，这种生活与其特殊的地理、资源有关，但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现在很多认知落后于国际，把一些需要淘汰的发展方式当作自己特色，对此沾沾自喜，甚至塑造“神话”。例如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想办大事、上大工程来解决大的需求，中国以举国之力造大坝确实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但新世纪以来很多国际会议越来越把大坝视为不提倡、要淘汰的东西。因为人们认识到，大坝不但会淹没地面上很多不可复制的古迹、文化地标，而且可能带来地质学、生态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目前的科技能力还未达到相应的预测水平。国际上有一个反大坝运动，发达国家已基本不用大坝。新的趋势是量体裁衣，修建个性化、适合不同需求的清洁、安全、不影响生态的小坝，技术要求更髙，设计能力更强。

 

我们还应认识到，并非只有大国才能影响和改变世界，世界格局的缔造、重大变化的形成也可能是小人物、小国的作用，是大量有意义的事物产生、不经意间变化累积而成的过程。例如以色列、瑞士等国，创意和品牌特别多，很有亲和力、吸引力，同样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以色列农业很发达，给欧洲提供了大量新鲜果蔬，又靠知识、创意取胜；瑞士地下无资源、周围无海洋、９５％都是山地，却打造了各种国际组织所在、各种国际规则所出的“万国之都”，以及手表、军刀、厨具等含金量高、创意多、独一无二的品牌。要思考明白，所谓巨变的内涵到底是指大国崛起、发展优先，还是说要在世界变化中学习这种精致和创新，拥有比之更强的产品和国际机构？

 

一个大国的“仁＇当然要以实力为基础，以外部世界对己方权利的尊重为参照，但须明白“以德行仁者王”的深刻道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政府实施“仁政＇即做出充分尊重公民权利的政治制度安排。综合先贤智慧和历史经验，仁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重百姓生计，让百姓民有恒产恒心和不受盘剥。二是促司法公正，做到仁至义尽、透明公正。三是倡导以人为本，看到民心向背对政治安稳的决定性作用。四是用仁治天下，提倡以德服人、以智化危的王道治理。五是善反思学习，始终保持开放和谦虚精神。

 

中国在另外一些方面大而未强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政府在教育、医疗、保险和各种社会化服务供应方面不细致、不到位，且不说与发达国家比较，一些人均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低于我们的国家都做得更好。日常生活的具体层面，如旅游景点的设施与服务品质、日常消费品的质量问题、百姓办事各种不便、官员弄权、信息网络不畅等，时常让人不适、不快。又如各地发展差距较大，一些山里孩子上学连路都没有，生活在不发达地区的人会有边缘化之感，要特别注意他们的生存和感受。上述问题说明，我们的工作重心有偏差，较多资源投向外表的翻新改造，较少关心对个人的理解与服务。根子在重物不重人，重集体轻个体，重数量轻质量，重外观轻素质。国家物质层面貌似快速变大，但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追求与气质并未真的强起来，仁智与实力的扩展没有同步。要关注这些问题和隐患，不断改善，才谈得上给世界提供引领性的中国方案。

 

 

在国际关系消极因素和不确定性有所增加的复杂局面下，尤其在超级大国美国实施全球战略性收缩、不断削减其国际责任的特殊背景下，我们应当谨慎分辨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取代美国角色（及义务）的各种呼声和多重压力，认真梳理外交资源使用的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小心防备战略冒进现象。

 

我国外交仍是较为粗放简单的，其制度只有一些最主要的功能，工作人员往往以成为大使、外交官为追求。与此同时却是工作一锅端，外交官要承担许多秘书工作。发达国家的外交官制度很精致，有很多不同的级别、分类、功能，例如有的做签证，有的做文化，有的做当地短期合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外交部需要具有不同种类与层级之技能的工作人员，外交人员的培养不仅需要外交学院，也需要专门的技校，技术活同样重要。

 

中国外交很大程度上还是依托财力，是以发展为优先、以发展来带动的外交。中国能在海外发声、有些外交优势，是靠上万亿外汇储备、大量投资与订单、“一带一路”等。而对于很多全球性挑战，例如反恐、中东问题、难民、全球流动人口、海洋争端、资源环境与气候变化、冰川融化、物种消失等，中国还未能提出有价值的方案。例如，联合国《海洋法》生效后，１５０多个国家都在海洋方向跃跃欲试，带来新一轮海洋扩张运动和很多紊乱、争吵，甚至是潜在的导火索。中国不光要有航母来守卫领土领海，也要为全世界提供海洋争端如何落地的更多选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很少有国际机构（特别是总部），很少看到类似巴黎气候协定、奥斯陆协议等活动，与联合国组织所在的纽约更难并论。联合国７０％的规则由美国及其盟友起草，中国只贡献了妇女解放、“一带一路”等有限的几项。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想象力远远不够。中国应该有所作为，要有人去处理，要让全世界感到中国的创意和智慧。

 

好的外交有长远格局，能够知进退。既不能坐失拓展全球利益和提升话语权的时机，也不可在无视国外关切和国人不理解的背景下强行当“带路大国”。“创造性介入”思想总体上鼓励积极有为的中国对外交往态势，特别是广泛活跃的各种斡旋活动，期待外交人即便在看似无望的困境中寻找解决难题和纠纷的亮点及突破口，坚守改革开放以来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互利共贏、开放多元的指向，尤其是赞扬有想象力、体现中国智慧与“和合”文化精神的问题解决方案与思路，在国际关系中逐步树立有古老文明传统和东方智识的当代新兴大国的正面形象。同时，防止意气用事，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和“愤青式”口号绑架中国外交，以理性、健康、平和、沉稳的立场，抵制国际上的强权主义和霸道做法，遏止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的外部冲击。

 

外交的格局与智慧，归根结底来自民族的精神和国家内在的动力。今天的中国人是幸运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取信于民的巨大建设成就，有取信于外的和平合作外交，不论内外发展尚存在哪些不足，它们是推动中国防止各种干扰继续前行的重要基础。现在重要的，不是沾沾自喜地讲大话，更不是着急向外部输出“中国模式”，而是细致体察缺失，认真弥补短板。

 

六、结语

 

中国从经济大国朝着全方位强盛的仁智大国行进，依然面临很多障碍与难题。百年巨变的内涵是什么，中国不同方面应具有何种目标、探索和担当？这是极好的话题，我们的思考要注意避免跟风、雷同，因为那样容易误导舆论和看法，不利于国家进步，阻碍与世界的互鉴互融。恩格斯早年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发展的各个方面，道理都是如此。当前很难断言什么才是重大需要—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信息革命等技术，但可确定的是有各种不同的需要，并会带来人口、资金、技术等国内国际大规模流动和重新配置，未来世界也可能出现很多不确定性和“黑天鹅”，需要做好任重道远的充分准备。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