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极为特殊的经济增长，中国能否从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普适性的、可复制的经验，形成中国式经济学理论或思想？

 

经济学家李稻葵长期从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研究，他和他的团队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他和他的团队撰写的新书《中国的经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学总结》（下称《中国的经验》）中，从经济学视角对中国发展的机理进行了总结，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特色是在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另一本新书《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中，他将中国置于西方国家影响力减弱、新兴国家不断崛起的国际大格局之中，更加宏观和全面地看待中国当下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两本书既着眼中国自身，又将中国问题置于国际形势和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中，探讨的问题涵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长期展望、经济系统转型升级等宏观话题，又关切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互联网经济等热点经济社会话题。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3.8%上升到18.2%，平均每年经济增速达到9%以上，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我们如何理解这种高速增长？

 

经济学界有一个颇为著名的“张五常之问”，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尝试从纷繁复杂的时代变化中找出这个“做对的事情”究竟是什么，给出的解释不尽相同。

 

李稻葵和他的研究团队从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的视角给出了一种解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成立了专项课题组，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系统研究，课题组深入基层，既包括人均GDP最高的省份江苏，又有“中国底特律”之称的辽宁沈阳，获取第一手信息。另外，课题组还对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进行访谈，包括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10余部委的曾任、现任领导，获取关于改革开放具体决策过程中的信息。

 

《中国的经验》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基本的经济学总结是，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必须精心调整政府与经济的关系，尤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各级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他们的激励和行为必须调整到位。只有如此，政府才能和市场经济同向发力，经济才能长期健康发展。

 

这一结论牵涉到经济学理论中一个古老的分歧。二战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来回反复，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待政府在经济中角色的态度，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新古典主义强调经济的“无政府主义”。中国的发展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挑战。事实上，李稻葵的团队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定义就包含政府的角色。他们认为，与传统市场经济不同，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事实上就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中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政府干预不是否定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的理由，也不能把有没有国企作为是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标志。

 

《中国的经验》提出，在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方面，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政府帮助新企业创立和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直接动力，各级政府对于新企业创立和发展提供的帮助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范畴，包括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招商引资以及帮助企业转制升级，实现制度创新。书中通过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对企业进入影响最大的五个阶段，提出了两条经济学总结，一是政府培养、帮助企业的激励对于企业进入与发展而言极为重要，二是由于地方政府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局限性，在帮助企业进入与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非理性决策，因此需要相应的约束制度。

 

除了对企业的帮助，政府的作用还体现于土地转换、金融稳定、对外开放管理、稳定宏观经济等各个方面。《中国的经验》将之总结为五条“中国经验”：新企业的创立和发展需要激励地方政府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快速的土地转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需要激励地方政府帮助将土地使用权从农地转换为工业或商服用地；金融深化对于把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有赖于长期的金融稳定；开放根本的作用是学习，而非简单地发挥比较优势或利用外国的资金与技术，有管理的开放是推动学习的基础；中央政府应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主动的调控。

 

 

 

在厘清政府与经济的关系之后，下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激励政府。李稻葵团队认为，对政府官员给予正确的激励，尤其是适当的经济激励，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激励可以让政府官员们来支持市场，解决市场问题。

 

关于政府激励的一种解释框架是“政治锦标赛”理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周黎安在其著作《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中将其作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政治锦标赛”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官员晋升的一项重要标准是经济绩效指标，突出体现为地方GDP增长，官员就有极大的激励调动资源扶持本地企业，由此衍生出“官场+市场”双重竞争机制，地方官员和地方企业形成政经共同体。

 

李稻葵和他的团队肯定了“政治锦标赛”所代表的政治激励的重要性，但认为这需要进一步调整。在李稻葵的《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一书中，他提出，在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地方官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核指标，最重要的是地方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税收上升速度，以及这些指标在相关地区中的排名。官员围绕着这些指标全力以赴，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最有特色的动力。然而，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过程中，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指标。

 

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指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个地区从总量经济发展转向人均经济发展；二是要把民生发展的各种指标考虑进去，包括本地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受教育水平、大学毛入学率、调查失业率、人均寿命等；三是要考虑各个地区百姓满意度的主观指标，可以由组织部门与统计部门联合，独立于本地区的行政机构进行调查。

 

考核指标的转变代表着更为全面的政府激励体系，从单纯追求GDP转为民生改善、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等多项标准并行。这也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例如，《中国的经验》中提出，可以通过改善政府激励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一种方式是创造条件让地方政府长期持有物业，建立相关渠道，把当前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取一次性收入的操作，调整为通过长期持有和经营物业来获得可持续的财政收入；还要对地方政府提供有利于长期发展而非单纯任期内激励，促使地方政府改变对资产变现的依赖，提升资产长期增值的管理能力，为下一届乃至多届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做考虑。

 

除了政治激励之外，还有经济激励。地方政府支持市场的经济激励体现在税收方面，企业发展得好，政府收税更多，政府官员的收入也可能与税收挂钩。李稻葵提出，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合理的财权事权，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国的经验》一书提出，财权过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另外，随着近年来经济结构的不断演进和新兴业态的层出不穷，政府收入来源结构、居民和企业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也在发生快速变化，这意味着政府间纵向财权事权的关系也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从而适应经济社会的新环境和新需求。当前应及时调整和理顺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关系，避免财权事权过度集中。

 

 

 

我们能否从中国改革开放中总结出一些可以写进教科书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之前被忽视的经济学原理？李稻葵和他的团队认为，中国的经济实践最有可能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方面，为国际经济学同行带来启发。他发现，主流的国际经济学科划分中，缺少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这一分支，而他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试图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为基点建立起这样一个分支。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政府是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是影响经济效率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李稻葵看来，作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者，应该去研究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机制，让政府的行为和激励与市场的发展是匹配的、同向的、激励相融的，而不是对立的。

 

2018年4月，李稻葵创立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该研究院的英文缩写为”ACCEPT”（Academic Center for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 and Thinking），意为“接受”。李稻葵表示，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国际同行能够接受来自中国经济的实践、来自中国经济学的智慧，“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上才能更加顺利，否则我们永远被别人认为是旁门外道，我们的做法不符合国际基本规矩。通过研究我们告诉大家，来自中国的很多经济思想和实践，值得经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去认真思考，甚至借鉴，中国做的很多事情是对的，是代表一般性的。”

 

除了创立研究院，李稻葵团队正在创办《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杂志，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参与编委会，还有很多国际一流学者撰稿。2019年4月，他还在英国注册成立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学会”，同月召开了第一届年会，2020年9月即将召开第二届年会。

 

从研究、著书、办研究院到办杂志，李稻葵和他的团队努力从讲好中国经济的故事，到形成中国的经济学学理，恰如他本人所说，“这是一项令人神往从而为之长期努力的伟大事业”。

 

采写丨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