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甚至远远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面对疫情，欧美出台了天量救助方案，相比之下，中国的货币金融政策似乎比较“温和”。但从结果来看，无论是新增病例的数量，还是宏观经济数据，都证实了中国疫情阻击战已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在经济循环开始常态化的阶段，我们还将面临哪些压力？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针对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邀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研究员周景彤两位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剖析。

 

 

　　苏剑：首先看如果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会怎么走。实际上，由于经济中缺乏消费热点，处于产能过剩中的全球经济早就出现了疲软的迹象。日本、欧洲等国出现负利率，美国也在降息，特朗普总统正在不断呼吁美国也采取负利率，这些都意味着全球经济缺乏增长动力，只能靠低利率维持。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摩擦愈演愈烈，逆全球化的思潮在西方兴起，导致全球经济走势不佳。

 

　　新冠肺炎疫情是个加速器。本就缺乏增长动力的世界经济遇上了疫情，导致逆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在抗“疫”过程中发现产业链完整对本国经济安全，尤其是公共卫生安全至关重要。于是“疫”后各国的产业链完整化将成为一个趋势，全球分工将会繁复，资源配置效率将下降，这将进一步削弱经济增长的动力。

 

　　因此，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增速应该会总体下滑，当然各国经济情况会出现分化。部分制造业产业链可能会从中国转移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投资将会上升，中国可能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周景彤：过去4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面临的最大外部环境是全球化，但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逆全球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不仅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1000多万人确诊感染，50多万人失去生命，而且使全球包括生产制造、消费、贸易、交通、旅游、物流、餐饮、文化、投资和金融等在内的众多经济活动被迫停止，全球经济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复杂的和系统的打击。我们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可能将萎缩5%左右。这次百年不遇的严重疫情或将加速未来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市场化放缓甚至在部分经济体、部分领域出现倒退，也即发生方向性改变；二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萎缩甚至断裂风险上升，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可能长期低迷；三是经济和政治的地位及作用“此消彼长”，全球经济绩效下降；四是全球治理碎片化、双边化和区域化在取代一体化，WTO的地位及作用明显下降。总之，在疫情“阴霾”之下，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将剧烈演变，全球经济或将深陷“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困局。

 

 

　　苏剑：衰退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缺乏产品创新。目前的世界经济是产能过剩的经济，因此需要扩大需求。但扩大需求从长期来看需要不断给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新产品，新产品会创造新需求，或者会激活潜在需求，比如电脑、互联网、无线通信等等都是由于新产品出现而引发的新需求。所以，只有产品创新才是产能过剩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近年来产品创新的速度下滑，基本上都是在既有的基础上做些修修补补、拾遗补缺的小创新，不足以拉动经济以足够高的速度增长。

 

　　周景彤：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美国在全球挑起的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代表的经贸摩擦此起彼伏，严重冲击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发展。同时不同区域民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冲击全球经济和社会稳定。在此背景之下，全球经济自2018年下半年后总体放缓，2017年初以来出现的难得的同步复苏势头发生逆转，美国经济复苏动力减弱，欧洲、日本经济形势低迷，部分新兴经济体市场动荡加大，美国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全球迎来新一轮降息潮。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减速，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进入复苏周期的尾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出台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特朗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使得美国经济走上了长达10年的景气周期，股市连创新高。但2018年以来，由于政策效应减弱、经贸摩擦加剧（美国发动贸易战属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经济复苏动能开始减弱，经济增速由2018年二季度的3.5%下降到2018年四季度的1.1%。二是全球化遭遇“逆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以特朗普当选以及后来发动贸易战、英国脱欧、意大利大选等为代表，近年来，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显著抬头，各种形式的经贸、科技、金融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收缩，进而影响了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

 

 

　　苏剑：泛滥的流动性将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在缺乏产品创新的情况下，将出现利率降低现象，从而刺激出劣质投资需求，使经济变得更为脆弱，埋下经济、金融危机的隐患；第二，在缺乏产品创新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的优质投资机会不足，这些泛滥的流动性将流入金融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

 

　　周景彤：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工具之一，货币政策在其实施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问题，即在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后果之间取得平衡。应对经济下行，货币政策偏紧，会由于流动性趋紧和实际利率走高（即使政策不变，在经济规律作用之下也会发生），抑制投资和消费，影响经济复苏；反之，货币政策过松，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市场波动以及收入分配等问题。当前，美、欧等经济体都推出了超常规的刺激方案以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和提振经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从2019年末的4.2万亿美元扩张至今年6月底的约7.2万亿美元，增长了71.3%左右。欧央行和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也分别扩张了20.5%和12.6%。尽管这些超常规的货币刺激政策在短期可能有助于缓解经济衰退压力（当然效果尚待检验），但流动性泛滥却为经济中长期发展埋下隐患。一是引起通货膨胀、本币贬值以及汇率市场波动；二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宏观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更加严重；三是流动性泛滥以及随后的政策收紧，导致国际资本流向频繁改变，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同时增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四是流动性泛滥以及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等会引起严重的“马太效应”，即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导致社会不公加剧，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

 

 

　　苏剑：首先，是疫情反复的问题。在没有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疫情反复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威胁。国内可能的起源、外来疫情的传入都是挑战。其次，是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的问题。疫情导致的各国经济活动减弱，对中国的外贸构成压力。第三，逆全球化，尤其是可能出现的去中国化，将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外贸和外资引入。第四，疫情威胁可能会继续影响中国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

 

　　周景彤：尽管近期我国经济在持续复苏，许多经济指标都在反弹，截至6月，官方PMI已连续4个月保持在50%的荣枯线以上，但未来我国经济依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从国际来看，包括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持续、全球经济衰退、中美关系备受挑战、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从国内来看，部分地区疫情反弹、地方债务风险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将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挑战。

 

 

　　苏剑：在我看来，能够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活力的关键应该是改革开放。中国人不缺乏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不缺乏智慧，缺的是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台。只要能创造这样一个优质的环境和平台，不愁经济增速不高。这就需要通过开放构筑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通过改革给投资者一个良好的国内经济环境。

 

　　周景彤：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有相当大的潜力和韧性。但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着实不少，要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除了短期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外，中长期还要把促进改革、加快创新、稳定预期作为重中之重。一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激发各经济主体的多种活力，给市场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加快优化创新体制、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创新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牵引作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健全创新制度环境。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三是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在疫情肆虐、经济调整形势下“信心比黄金更宝贵”。着力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完善财产、创新权益等产权保护制度，规范行政执法，减轻企业负担。从行政许可、财政扶持、金融支持等方面，为非公经济提供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