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可以发挥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产业升级会使得相关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带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整合。考虑到中国持续秉持开放的立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影响力的上升有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全球经济下行的斜率。

 

　　疫情暴发以来，主要通过供给、消费和金融市场三个方面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全球停工停产使产业链面临供需双向冲击，地缘政治风险在全球经济下行周期表现得越发明显，流动性匮乏使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而金融市场的波动会传导和放大恐慌情绪，造成企业和家庭在投资和消费层面活动的观望和萎缩，三者循坏叠加推升经济衰退预期。全球衰退风险的累积在风险事件触发下形成危机，而危机持续发酵把全球经济带入衰退。

 

　　在及时响应和有效防控的基础上，中国已经率先走出疫情的冲击，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二季度欧美经济体受到疫情冲击而停摆已经成为现实，并拖累全球经济在二季度陷入深度衰退。但进入6月之后欧美经济也缓慢重启，部分经济指标开始触底回升。

 

　　相对于欧美发达经济体本身较好的医疗基础设施以及较为成熟和系统的政策应对手段，新兴市场在疫情冲击下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考虑到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是大宗商品、原材料以及附加值较低的中低端工业品出口国，疫情导致全球需求大幅萎缩会对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收支造成明显冲击。此外，由于前期检测率过低造成大部分新兴市场在疫情传播和感染人数方面存在明显的低估，而最近包括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人口大国的感染人数明显在加速上升，这可能会令全球投资者重新评估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

 

　　新兴市场中不少国家或多或少存在各种结构性问题，例如整体债务率和外债占比过高、外汇储备不足、存在资产价格泡沫等，这令它们在面对疫情冲击下更为脆弱。最近阿根廷主权债务违约以及伊朗的币值改革已经令全球投资者对新兴市场风声鹤唳，外资持续大幅流出一些结构性问题较为严重的国家，并导致这些国家的货币出现大幅贬值。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重打击下，阿根廷债务危机可能会在其他相对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中不断上演，进而造成系统性风险。鉴于欧债危机中发生债务国（例如希腊、意大利等）的债务违约把债权国的金融体系（例如德国、法国等）也拖下水，因此新兴市场债务违约风险可能会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向发达经济体传导，并拖累全球经济复苏。

 

　　虽然今年全球经济衰退从表面来看是疫情造成的外部冲击，但实际上叠加了过去十多年全球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这使得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将颇为艰难。

 

　　首先，全球经济在2008年之后蹒跚前行，长达10年的全球经济复苏是建立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交替刺激的基础上，低利率和超宽松流动性使资产价格泡沫化，但全要素生产率低迷。其次，政策刺激在间断性地改善全球经济过程中，中低收入阶层并没有从经济复苏中获得实质性好处。即便是在经济韧性较强的美国，工资收入滞涨和资产价格变动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仅低收入阶层生活艰难，连部分中产阶级也开始滑入低收入阶层。再次，贫富分化加剧导致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势力上升，而民粹主义本身又把本国的结构性经济问题部分归结为贸易不平衡，从而导致“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会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并加快民粹主义势力的扩张，进而导致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经济和政治层面陷入负面循环，当下全球经济所处的大环境与2008年之前有很大的不同，这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更为复杂，而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单纯的政策刺激所能消除的。

 

　　当下全球央行和政府再次启动大规模政策刺激来应对疫情冲击，虽然短期内有效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发酵和恶化。但负利率盛行和债台高筑令投资者深层次更担心，“以有限政策空间应对巨大不确定性挑战”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全球对MMT的讨论也从侧面反映了传统货币财政刺激已经走进死胡同。未来全球经济在陷入衰退后不会像2008年那样快速反弹，而可能陷入一个相对较长周期的衰退。面对巨大的挑战，全球经济增长的动能何在，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的关键在于“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只有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延缓衰退速度。可以预见的是，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在人口周期下行、债务增加和通货紧缩的拖累下难言乐观，企业和家庭的投资和消费意愿低迷将成为常态，这些都将持续拖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反，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硕果仅存既有投资、消费需求，同时又兼具相关能力的国家，这将使得中国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可能。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及的“两新一重”不仅是中国实现稳增长保就业的手段，也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鉴于中国自身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供应链冲击的能力较强。海外停工停产造成的供货困难可能反而有助于国内相关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同时，跨国企业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承受大规模资本开支的压力，再加上中国相关产业链在本次疫情中展现出的超强自我修复能力，全球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度反而会有所上升。在此期间中国可以本着立足自我的原则来应对潜在的不确定性，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首先，旧基建的重点在于稳需求和补短板，新基建则更偏向于推动产业升级，有望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新基建加速布局5G、半导体、智能制造等，从而实现从要素投资增长支撑的旧动能向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新动能转换。疫情使各国更加重视打造科技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新基建则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只有在完备的配套设施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基建带动投资消费增长的乘数作用。其次，疫情更多的是拖累传统顺周期产业的表现，在新领域和高新技术层面不断发展的企业可以降低经济波动对自身带来的影响，避免传统刺激所带来的产能过剩，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仍保持较高的生产效率。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已经开始企业转型，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将持续增长，投资的韧性也将从新兴与高新技术层面更好地表现出来。新兴高新产业(160.840, 3.16, 2.00%)不仅具备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也能在各自的细分领域表现出较高的产业配套能力。

 

　　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可以发挥全球经济稳定器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产业升级会使得相关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进而带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整合。考虑到中国持续秉持开放的立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影响力的上升有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来全球经济下行的斜率。

 

　　（作者：章俊 系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