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20年开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于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在威胁全球公共健康的同时，也严重冲击着世界经济运行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当前国际疫情蔓延的态势以及当前全球经济的表现，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进行了大幅度下调，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下降3%，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幅度萎缩。IMF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1.2%左右，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少数预计为正增长的国家之一。

 

IMF对2020年中国经济正增长的预测既源于中国经济自身的强大韧性，也源于中国在控制新冠疫情中的出色表现。在如此背景下，5月21日、22日全国政协、人大会议先后开幕，全国两会在世界关注的目光中走上时代前台。中国经济将如何谋篇布局？又如何助推世界经济恢复发展？所有人都期望从两会中找到“中国答案”。

 

如何理解两会应对疫情的一揽子政策方案？未来中国经济改革该怎么走？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

 

一、“扩大有效投资”和“扩大内需战略”实际上处理的是抗疫与继续追求高质量发展中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投资、消费、出口过去被称为“三驾马车”，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判断宏观经济态势的“晴雨表”，但贾康等学者所致力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指出了这个认识框架的局限性，并已把这一“三驾马车”的认识框架延伸和展开到供给侧，强调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体系的全面认知与正确把握。

 

新冠肺炎疫情在经济方面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全球经济的蔓延性停顿，中国本土在有效控制疫情后，面临严重的外部需求不足，许多厂家的订单大幅度减少。贾康认为，疫情之下，中国发展外部不确定性巨大，扩大内需挖掘内部潜力是现实之迫、必然之选，也符合供给侧改革大方向。在贾康看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扩大有效投资”和“扩大内需战略”，实际上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国在抗疫和继续追求高质量发展中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满足人们需要、能够支撑可持续消费的，一定是在供给侧源源不断地提供可以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实际生活中如果想要可持续地扩大消费，就一定要使人民群众有不断的收入，形成支付能力、购买能力，以此来满足他们消费活动的要求，而有收入的前提是什么？必须要有投资带头的生产经营活动，所以消费实际上是要以投资的有效性来支撑的，如果没有有效投资，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处理短期问题与中长期目标的衔接，就一定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贾康说。

 

二、扩大有效投资，正是应该把“两新一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投资

 

今年全国两会上，“两新一重”首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贾康认为“两新一重”整体上是以基础设施为主的，政府必须牵头把握“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积极介入这些建设事项，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扩大有效投资恰恰应该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投资，这些工程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带有前提、基础意义的，是长远发展“后劲”的来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总体资源配置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下的“两新一重”，恰好就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体现，扩大内需中政府没有必要大量介入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的建设项目，但是它必须建立在高水平的国土规划基础之上，做好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的建设。当然，财力运用上不是政府大包大揽，政府要花一部分钱吸引非政府主体的资金进入这些建设领域。

 

除了扩大有效投资，贾康认为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同样重要。将有效投资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结合在一起，使老百姓有收入，并且在减少“后顾之忧”和“预防性储蓄”情况下，收入敢花出去，便有望形成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良性互动。当下我们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一定要尊重经济学基本原理所揭示的相关规律。

 

三、疫情冲击并没有改变我国中长期经济生活中矛盾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结构问题的现实判断

 

贾康认为，疫情冲击并没有改变中长期经济生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结构问题的现实判断，因此释放内需潜力，最重要的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调动一切供给创新的潜力活力，着眼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实质性的问题，是以制度供给创新打开我国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以改善供给结构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创造适应和引领新需求的有效供给。

 

贾康认为，扩大内需就是立足于我国的经济成长性和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立足于我们的回旋余地与韧性，“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扩大内需一定要掌握好结构优化的问题，在避免结构失衡的同时，还要着力于经济转型升级，释放相关产业发展中机制创新的“投资乘数”效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作为龙头，可顺理成章地提高整个中国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得到提高的“高质量发展”中，我们“新的两步走”中长期现代化战略目标，才能如愿地实现。

 

四、扩大内需同时也需要“走出去”的战略取向

 

当然，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外需，但外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更多地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也要继续努力发掘外贸的潜力。新冠疫情使得全球产业链受到冲击，有些地方出现了“断链”。但总体来说，疫情冲击是短中期现象，长期趋势仍然是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外部形势变化之下，我们也得做很多的调整，可能是很痛苦的调整，但是中国仍然要坚定不移地拥抱全球化。现在扩大内需，绝不否定我们放弃外需和走出去的战略取向。”贾康说。

 

目前，我国拥有联合国编制的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全部行业成分，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这一产业分类当中全部门类的国家。

 

贾康分析道，我国现在大量的“世界工厂”产能，主要是居于中游，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时间窗口，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间往上走。如果不能往上走，就会被夹在“技术上拼不过更高端，低廉劳动成本拼不过最低端”的尴尬中，甚至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抓住5-10年的时间窗口期，成功地使中国的产业链比较明显地走向上游，我们就会越来越主动。

 

五、疫情之下，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策

 

疫情冲击后，我国的经济运行呈现出“前低后高”的发展趋势，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主要指标增速大幅回落，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来看可控。由于我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出色表现，疫情对我国本土经济最严重的冲击其实主要在1-2月，经济下滑在3月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贾康认为，在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政府出台的政策支持与帮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所谓“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策”，首先是财政政策上的减税、配套改革中的降负，以及结合机制创新提高赤字率、用好地方专项债并发行特别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与社会“有效投融资”规模；其次是增加货币流动性的降息、降维等；第三是维护股市和债市稳定；第四是推进深化改革攻坚的措施；第五是对中小微企业特定的、“普惠式”的政府支持。全国两会刚结束，在相关部门的部署下，直达实体经济的两个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已新鲜出炉。

 

我国政府通过保市场主体、保就业来培植发展内生动力的导向清晰，有别于过去应对金融危机的传统路子，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极限宽松”。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些固本培元之措，经两会的讨论、解释，越来越具体可感，向民众传递希望的同时，也被海外寄予了“稳全球”的期待。

 

六、目前来看还没有通货膨胀具体的威胁，但对潜在风险因素的积累也不可掉以轻心

 

和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货币政策时去掉了“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的表述，对稳健货币政策的要求由“松紧适度”改为“更加灵活适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财政政策的需求刺激作用和赤字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会不会产生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风险？

 

贾康分析道，目前来看还没有通货膨胀具体的威胁，货币供应量是增加的，但是货币流通速度在降低。之前猪肉价格持续走高，现在市场已经转过来了，国家在鼓励养猪，存栏数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很快越来越多的猪肉供应将在市场上出现。

 

“所以从目前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来看，虽然货币政策宽松了，年内不应该存在通胀的实际风险。当然我们对潜在的风险因素的积累也不可掉以轻心，要密切观察。”贾康说。

 

七、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

 

当前，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如何把握机遇，促进智能化技术创新、产业数字化进程，加快实现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贾康认为，新旧动能转换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而是首先要强调制度创新方面改革的攻坚克难。为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政府要更好地深化改革，啃硬骨头，给企业提供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让新经济的市场主体真正能够在市场中“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政府更多的是管规则，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法无禁止即可为”，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发挥创造力，经济才能高质量发展。而政府自己则正好相反，要建立正面清单，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建立问责制。换言之，在市场能够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领域，政府只是保护产权和维护公平竞争，不作过细的干预和要求，这有利于激发我国市场经济的潜能。在我们当下进一步抗击疫情和支持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就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才能实现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使市场主体的潜力活力真正充分焕发出来。

 

八、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

 

谈到中国经济的韧性，贾康分析道，工业化在全中国来说还处于从中期到中后期阶段上的转变。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也决定了从另外一个视角上来说，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我们的发展空间还相当可观。我们的工业化还有可观的成长性，而工业化一定伴随着城镇化，未来几十年还会有几亿人从中国的农村进入城镇，要成为市民。城镇化就意味着升级的有效供给要跟得上，具体来说，要有一轮一轮建成区的扩大，城乡结合部和相关区域里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需求会释放出来，这些需求要得到中国本土和全球有效供给的回应，这就是我们的“引擎和动力源”。

 

“我们之所以判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客观的基础就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成长性，在实际生活中间展现的是未来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相当深广的韧性和回旋余地，所以说这不是空话，是实实在在的基本面。”贾康说。

 

九、深圳应当继续成为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标杆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贾康特别提到要在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我们面临经济下行方面的不确定性的困扰，战胜疫情后我们要继续往前，努力实现现代化战略更长远目标，必须迎接挑战、经受考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种种不确定性面前，中国怎么样把握自己的确定性，怎么样进一步按照现代化战略，通过和平与发展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处理好的核心问题。

 

贾康认为，深圳应当继续成为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标杆。深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贯彻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追求超常规发展，守正出奇。在贾康看来，常规发展不能解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只有在继续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继续保持超常规发展特征，才能进一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距离，最终实现追赶-赶超战略目标，达到伟大民族复兴。必须在避免可能出现的偏差中，走通一条可持续的、超常规发展的道路。而深圳作为中央明确部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此历史使命当仁不让，要对全国的现代化伟业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记者 王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