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国家在推动经济恢复，一些国家还在泥潭里慌乱涂抹……

 

下一步呢？经济何时能够褪掉疫情的底色？

 

“最乐观的情况是疫苗尽早问世，并得到大量制造和部署来加速经济恢复，甚至出现V型复苏。然而现实是，这种情况出现的机率非常渺茫。”

 

早在6月初，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和罗汉堂学术委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联合发表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上述观点。在全球范围内，罗汉堂率先启动了追踪疫情经济的PET（Pandemic Economy Tracking）项目，并提出了“疫情经济”这个概念。

 

而按照罗汉堂6月15日的PET发布会给出的最新数据，迄今为止，PET追踪的132个经济体中，进入较稳健恢复期的共计58个，总经济体总量占全球GDP的不到一半。

 

这也符合我们对全球疫情的观感——惊心动魄的事情仍在不断发生。最近，北京的疫情反弹，让国人一颗尚未落定的心又提到了嗓子上，而放眼全球，一个月前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已经提出警示的全球“第三波”疫情，正在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持续冲击……

 

疫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法把经济停下来去应对，而对于正在被第三波疫情困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成功应对并且避免经济、社会伤筋动骨，难度尤其大。

 

 

 

无论是PET项目的研究，还是一些国家的经济复苏现状都显示，在“疫情经济”这种异常状态下，经济的V型复苏是不存在的。

 

作为全球首个大数据疫情追踪体系，罗汉堂PET项目试图揭开疫情经济的真相，并通过精确追踪和衡量为疫情时期的决策提供支撑。6月15日，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做了一个很形象的类比，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天去看疫情的进展，而PET实际上是从“经济的维度”追踪疫情的发展。

 

根据PET项目研究得出的结论，疫情经济在一个国家通常会经历五个阶段。通过“五阶段疫情经济曲线”，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经济受疫情影响下滑很快而复苏相对较慢的特征——下滑是自由落体式的，而恢复则是S型的，在触达疫情前的经济水平之前，越到后期，恢复也越慢。

 

很多国家的数据，都印证了罗汉堂提出的“疫情经济”模式，即由于卫生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牵制的张力，经济复苏的速度要远远慢于强制隔离带来的经济自由落体状态。

 

这一结果，与国人的感知也是相符的。在国内，像室内体验型的服务行业，受到疫情牵制的情况尤其明显和持久，而从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来看，比如出口市场大幅缩水，也让我们不能对国内经济的强势复苏期望过高。

 

罗汉堂PET项目对疫情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疫情经济学，其底层框架和实际效用都值得一提——由于人流数据是反映经济走向的重要变量，基于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谷歌、苹果释出的动态人流数据，PET项目就可以把官方滞后发布的GDP数据提前预判出来，从而做到动态化的及时跟踪，为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这个两难问题提供决策支撑。

 

对人流大数据的科学应用，使得PET项目已经得出了一些对决策者可能有重要价值的研究结论。比如，确诊人数翻倍天数达到19天，被认为是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而当康复数连续3天超过新确诊数时，疫情才可以认为得到了有效医疗应对。

 

大数据在PET项目中展露头角，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传统GDP数据的依赖、对疫情经济“盲人摸象”的观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数据的采用，让衡量经济这件事情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框架，据陈龙介绍，各个国家的人流活动量可以解释GDP中的75%，这在以前对宏观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而大数据在及时性上的优势，则是滞后的传统经济数据难以比拟的。

 

全球第一波疫情中主要国家或地区疫情经济追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疫情翻倍天数已经高达122天，而经济复苏则在波动中缓慢推动，整体态势是好的，但离疫情前的经济水平仍有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率先爆发和应对疫情的国家，虽然在第一波疫情中付出的经济代价最大，但却是必要的牺牲。中国经济在30天内探底，经济活动骤降至正常情况下的80%，同时反弹也是最有力的。

 

一些“开卷考试”的东亚国家表现比中国更出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些国家不仅有着近似中国，而与欧美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疫情应对心态，中国果断应对疫情的潜在贡献，也是重要原因。

 

东亚国家的成功抗疫给全球抗疫提供的信心和支持是不可估量的。中国大陆的经济活动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98%的水平，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已恢复至95%的水平，从翻倍天数来看，最低的也都已经超过50天。

 

而作为疫情第二阶段主场、已经在复苏的欧美，特别是股市出现连续大涨的美国，经济表现实际上并不容乐观。罗汉堂秘书长陈龙特别提出，在上个世纪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经济连续四年负增长，最糟糕的一年年化收缩12.9%，而现在，按照美国的经济活动量推算，如果在二季度经济收缩10%，年化收缩大概是34%、35%。这意味着，美国未来在推动经济复苏、提速上，有着很强的紧迫性，而能够最大化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手段，就是数字经济——陈龙认为，除了经济复苏的势头，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刺激，数字经济提速也是美国股市持续上涨的一个原因。

 

疫情对经济的牵制不会轻易消除，这是“疫情经济学”格外强调的一点。而决策者必须兼顾防疫和经济复苏，显然就是PET项目动态跟踪疫情经济的立足点和价值体现。

 

 

 

在疫情全球化的形势下，形成全球视野，而不仅仅是局限于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是PET项目的一个重要特点。

 

PET体系目前涵盖全球六大洲、九个区域共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人口总数近90%，集合了三大类12个指标。如罗汉堂学术委员、诺奖得主斯宾塞所言，“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目前数字化的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已经运用数字化的电子商务和远程支付这方面的数据。这个工具也可以对我们现有的数据构成一个非常现有意义的补充，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来了解全球总体基本的一个情况。”

 

PET的全球视野，在全球疫情进入“第三阶段”的当下，意义更甚——相比中国、东亚，甚至相比欧美，现在真正棘手的问题是疫情正在侵袭世界经济和卫生事业最脆弱的板块，同时也是数字化最薄弱的板块，即以印度、拉美、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早在五月初，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提出了类似的警示：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疫情的“震中”，这些国家在疫情中遭受冲击的深度和广度可能空前严重。

 

作为第三波疫情来势凶猛的一个信号：截止5月20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新增病例来自印度、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

 

而从5月20日到今天（6月15日），几乎一个月过去了，而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承包了整个“新增榜”。截至6月15日14时的过去24小时，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病例新增超14万例，其中印度新增2.2万位居榜首，其次是美国1.9万、巴西1.7万、秘鲁8900、俄罗斯8800、沙特阿拉伯7500多、智利6900、巴基斯坦6800、南非4300、墨西哥3400……

 

新冠疫情可能造成的经济冲击，在全球范围内普遍被认为是史无前例的，而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第三阶段”，则堪称全球疫情出现以来的最强风暴。

 

就防疫条件而言，罗汉堂的文章指出，无论在公共卫生系统、医疗储备，还是在生产能力和经济政策空间上，这些国家都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国家大规模测试的能力严重不足——尽管疫情已经爆发，但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每千人检测数，仍然没有像中高和高收入国家那样出现快速增长。

 

所以，相比连续第83天新增过万的美国，位列“新增榜”榜首的印度、连续第28天新增过万的巴西，才真正值得担心——无论在卫生事业上，还是在经济基础上，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显得“无依无靠”，毕竟，以成功抑制爆发势头为目的的疫情防控，对这些国家来说，首先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但高死亡率的压力和经济停滞却很难等得起。

 

新兴市场国家的疫情出现爆发，集中凸显了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的两难处境。特别是巴西、印度两个大国，罗汉堂刘伟博士指出，这两个国家的疫情经济，现在看来既不是V也不是U，因为它还在原地打转、开倒车的现象，它在低谷期还要很长的时间。

 

事实上，莫迪政府下的印度封锁一度持续了75天，被称为全球最严格的封锁，但却在每天新增确诊破万的6月初的高峰期放松了封锁，长期来看，这让遏制疫情和恢复经济都无从谈起。事实上，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方面需要保经济、保民生，另一方面，却面临着竹篮打水一场空、即便是最严封锁也没法遏制疫情的不确定性。

 

作为疫情防控最有效的手段，为什么会出现“最严封锁”也难以遏制疫情的情况？实际上根本问题还是出现在经济——除了检测能力，对一些国家来说，经济崩坏的压力会让所谓的“最严封锁”实际上大打折扣，而对于民众来说，如果封锁让底层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再严格的封锁手段也只会事倍功半。

 

与印度类似的巴西，作为南美疫情最严重的的国家，从5月末累计确诊40万到6月15日累计确诊接近87万，巴西的确诊人数翻倍天数已经改善至接近20天，按照19天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巴西经济具有了向好的势头，但是，巴西在封锁和解封之间屡次踌躇不定，近日又宣布解除重灾区的封锁，却格外令人担忧……

 

举棋不定，损失也远比第二阶段的欧美更严重，是疫情第三阶段中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现实，甚至已经是一些国家不敢面对的现实。《金融时报》此前曾报道称，在印度为重启经济而放松严格封锁措施之际，莫迪政府开始采用下下策，即系统性少报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人数——如果连死亡人数也是假的，疫情数据失真，印度未来会不会面临疫情真正无法控制，医疗资源遭到挤兑的情况？

 

 

 

在全球疫情的第二阶段，顾此而失彼的英国和美国，已经成为了两个失策的负面典型。而像巴西、印度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卫生条件，都处在更为不利的位置。

 

对于印度、巴西这样的国家来说，如何保住更多人的命，又保住每个人的饭碗，似乎真正成了一个无比艰涩的问题。而“疫情经济”之下，长期与疫情共存的我们，明天会迈进哪一条“河流”？这更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提出的“以邻为壑”的问题，尤其不该被忽视——这是一个距离经济的时代，它逼迫我们以邻为壑，国家之间、区域之间都是如此。但是以邻为壑，我们以我们安全了，但是最后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事实上，在一个全球经济大裂变、技术大变革的时代，突如其来的疫情，只是让未来经济的面貌更显复杂。这可能也是罗汉堂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跨学科的学术派、跨领域的技术流，从疫情之初的1月就持续研讨疫情经济并最终推出PET项目的原因。

 

尽管，全球宏观大势在疫情的共振之下更显迷离，但任何挑战都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契机。认知总是在行动之前，在罗汉堂的“疫情经济学”之后，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疫情经济的谜题，我们仍有理由期待更多的观念刷新，甚至是建设性力量的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