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面临困局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扩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三大法宝之一。”徐奇渊称。

 

对于如何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中间摇摆的国家，包括争取到互利共赢的一些国家来与中国做生意等，徐奇渊提出了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是强调“共性”。传递“我和你一样，咱们都是相似的、接近的，不要去强调我跟你不一样”的信息。

 

第二是积极地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徐奇渊以中国入世的谈判过程为例，1994年的时候，当时因为关贸总协定突然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原来入关只需要简单的商品贸易条款即可，但是要谈入世的话就多了很多条款，那时中国谈完以后才发现突然要升级，需要谈更多的东西。

 

所以，徐奇渊认为我们一定要尽早地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虽然现在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规则不合理性。但中国需要深思考虑的国际经贸规则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有一些高标准的规则需要我们主动去适应。

 

第三是要强调合作共赢，有钱一起赚。减少欧美企业对中国竞争压力的一种焦虑。

 

最后，则是要强调“我们都是朋友”。在对美国进行反制的时候，不要一股脑地对所有美国企业都反对抵制，这个时候应该尽量避免伤及无辜，否则我们会把更多的美国企业推到中国的对立面，这样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总体上我们要积极地扩大统一战线，充实中国这边的力量。这一条还是我们过去很多年以来的一个经验。”徐奇渊称。（新浪财经 李诗韵）

 

以下为演讲实录：

 

徐奇渊：大家好，我是徐奇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很高兴受邀请参加这次“2020的新浪财经云端峰会”。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近期我们全球化的一些困局的看法，包括中国怎么样去应对。这当中我会介绍到包括我还有我所在的团队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我们先来看一个表格。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全球化供应链的问题，实际上至少现在面临两个最重要的冲击，一个是中美冲突；一个是这次的疫情。

 

我们先看第一个冲击——中美冲突在疫情发生之前，实际上全球化已经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了。在疫情之后，这个挑战，中美冲突的主线也持续地贯穿。全球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传统的贸易一体化，就是跨境的消费。我把一个东西卖到别的国家，别的国家消费，就是这么简单。第二个阶段是生产的一体化，不光是消费的跨境，是跨境的生产。我现在到境外去投资，把中间设备，把生产设备输入到境外，到其它地方生产，是一个跨区域、跨国的生产组织方式。第三个阶段，跟前面又不一样了，前面两个阶段都是实物，到了第三个阶段，接近新世纪以来，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当中，因为3G、4G包括5G的发展，跨境信息流动，发展非常快，包括facebook、twitter，还有国内的新浪、微博、微信、支付宝，很多跨境信息流产生了。这个信息流背后有很多问题，一个非非常重要的趋势是居民两用技术开始日益模糊了。这个可能是用到民用的技术，像信息技术；也可能随时像美国被军方调用。同时安全边界，特别是国家的安全边界越来越模糊，欧洲的领导人可能手机被美国监听了，这个信息跨境流动的影响非常深远。

 

所以，随着技术快速地进步，全球化的阶段在飞跃，从原来最简单的商品的跨境消费到跨境生产，到信息流动。这三个阶段的全球化对我们人类智慧提出的挑战也是同样非常大的。因为我们首先得写协调，得互相相信。比如贸易产品卖到我这里，如果商品质量，比如食品的安全问题我得考虑。通过检验检疫以后，这个商品进来了，可能还有一些关税壁垒或者非关税壁垒。所以，在传统跨境消费的背景下面，不同的国家之间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冲突是这个关税太高了，或者是非关税壁垒太高了。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生产的一体化，这时有一些国家边境以后后面的政策，我们把它叫做后边界政策。比如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的问题、市场准入的问题，比如说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他能不能做这个行业，能不能实现这个跨境生产、跨境投资。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到了信息全球化的阶段，技术上面有些冲突了，有些敏感的信息技术，它所在的行业的企业在跨境投资的时候不让你并购，或者这是一个敏感的配件、零部件产品不愿意出口给你。这就是安全边界模糊以后，它对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要求非常高。比如“五眼联盟”它们之间高度互信，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程度比较低的话，信息全球化对这两个国家的政治互信反作用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如果实现不了，就会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冲突，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

 

在传统一体化阶段，跨境的商品销售在最原始的这个阶段，我们对应的全球化需要有一个制度去包容它，去支撑这个全球化。所以，在跨境商品消费的过程中出现了关贸总协定，还包括后来的WTO。生产的一体化背后对应的是一些产业政策、补贴，包括国有企业的问题等等，这个在中美之间，过去在特朗普之前，中美之间持续了将近十年的中美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间改过名字，但是FED是中美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话机制。

 

到了第三个阶段，信息全球化的背景下，两国的互信被削弱了，受到了一些挑战，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从2018年开始。所以，在信息安全方面，两个国家缺少一些共识。

 

我们看到美国在2018年开始甩出了两份重磅的报告，在这之前还有其它的报告。一个是“特别301报告”。这个301报告发布者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它对应的内容就是传统贸易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提出的要求。这个301报告里讲到中国有一些关税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产业政策的问题，包括市场准入的问题等等，都在这个报告当中。

 

最后一个是关于中国的技术转让战略，这份报告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后来提出的很多政策，包括对留学生签证，包括对人才的限制等等，包括出口管制等等，很多政策都是从这一份美国国防部的报告里衍生出来的。

 

所以，全球化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所以，我们的全球化目前遇到了困境。

 

我们下面看一张图，全球化目前困境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全球化总体上在过去的时间是往上的，但是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全球化取决于一个上限或者上边界和一个下边界。下边界比较好理解，就是效率边界。我们可以想像，在疫情的背景下，主动有一个国家说我要把包括医疗产业链，包括一些敏感的供应链给拉回来，不计成本地拉回来。这有什么问题呢？企业即使听了政府的话回去了，但是这个企业不挣钱了，它已经脱离了全球化，没有效率。所以，支撑我们全球化过去几个世纪全球化支撑底部托底的东西就是效率，但是这个效率边界现在受到了影响，就是完全竞争或者充分竞争的一种状态在被削弱。

 

比如说日本提出了“中国+1”这样的一种说法，包括特别是美国特朗普团队的重要官员也提出来，要通过一些会计核算的方式来给美国企业回流美国本土提供一些支持。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因为政府的干预，提供一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支持，这个时候支撑全球化的充分竞争的状态、格局被打破了，它不是完全充分地竞争。这个时候我的效率低一点没关系，反正有政府帮着我，所以我这个企业可能就回流到这个国家了。 每个国家都这么做，那我们全球化的下限，也就是它的下边界（效率边界）开始往下。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全球化的上限，峰顶的地方，是什么压住了全球化不能让它往前走，甚至往回调呢？这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两个上限的制约因素，一个是政治互信。另外一个就是疫情冲击。政治互信跟信息安全有关系，包括像医疗供应链，像对国计民生非常重要的命脉控制的供应链，对安全稳定要求比较高。这个时候如果政治互信达不到全球化对应的那个高度，政治互信的下降，它的受损也会使得这个全球化往下走，疫情冲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上限也在往下压，下限也在往下压，两个下限同时往下走的现象会导致全球化可能会出现一个中期的趋势性的回调。这是我们目前全球化碰到困难的一个逻辑。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没有可能出现去中国化呢？这个声音现在比较多，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政客或者是一些观察者。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边，在进一步强化中国供应链的这些观察、证据也同样可以看到。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接下来的合作。

 

我们就要观察一下，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周围有什么压力或者是有什么挑战、优势，这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前面当然是有堵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甚至美国还想通过它的盟友一起来对中国进行技术上的限制，中国的处境是“前有堵截”。后面有追兵，比如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后面也是奋起直追，比如说越南，在过去的2年当中，我们注意到越南同时加入了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CPTPP是11个国家，美国退出了以后。这里有日本、新加坡等等很多区域国家。同时越南还加入了欧越自贸区协定，欧盟和越南的FTA协定，越南占到了一定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甚至加入了RCEP协定当中，10+6的谈判也有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越南横跨上面三个比较重要的区域，跨区域或者是多边的自贸区协定。

 

所以，后面我们看到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比中国低的（国家），但是很快地赶上来，有可能在目前的全球化格局当中受益会非常大。当然这个也有很多不同的观察，认为越南这个市场比较狭小，它的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考虑到效率因素以后，也没有那么得低等等，也有很多问题。

 

但总体看起来，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确实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中间还有一些摇摆的国家。”中国应该怎么做呢？全球化走到现在，第三个阶段，目前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区块化；一个是多元化；一个是资本化。

 

到目前为止，大家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最大的共识，不管是企业、政府还是学者，大家都认为将来的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化。但是多元化的根本的出发点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中国本身也是一个篮子，而且中国这个篮子非常大，因为消费市场的规模非常大，有各式各样的优势，包括基础设施、生产网络的配套，还有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等等。所以，中国本身是一个篮子，是备选项之一，而且这个篮子特别大，非常有吸引力。所以，生产的多元化、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不是单纯地要去中国化，而是中国化作为选项之一的一个多元化。这是要说明的。

 

区块化。很多国家都想把医疗供应链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供应链拉回本土。但是因为有的国家经济体量比较小，实际上要说产业链要回归本土，有资格的经济体并不多。比如说美国、日本、德国有资格这么说，要把产业链给拉回来、回流。但是更多的中小型经济体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退而求其次，有可能希望把这个产业链拉回本区域，比如说拉到北美，或者拉到欧盟这样一个范围内，所以，也可能会出现区块化这样的事情。

 

资本化。这个资本化跟我们的数字化也有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可能也不一定有共识的一个全球化的趋势。我们看到疫情冲击之下，生产方式，车间里面工人之间可能要隔开比以前更宽的距离，同时还戴口罩，还有防疫的措施。有的时候住宿的条件，农民工可能原来8个人或者6个人住一个房间，现在由于疫情的影响，一个房间控制的人数要控制。所以，在疫情冲击下，劳动力的报酬并没有提高，但是劳动力的使用成本在上升。同样这些人在工作，使用这些劳动力的成本在明显增加，因为防疫的成本在提高。

 

而且这个疫情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下行的趋势。境外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每一天的数量，这个趋势还是在往上走，没有出现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而且还要到疫苗研制出来以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比较有底气地应对这个疫情。疫情的冲击会是一个持续一年甚至两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虽然劳动力的工资收入没有增加，但是劳动力的使用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可能都面临着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问题。与此同时资金的成本变得越来越低了，因为欧美主要的经济体，西方七国集团，G7国家，除了美国是0利率，其它国家大部分都开始推行负利率，而且已经推行了比较长的时间。这样无底限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明确的退出时间，甚至可能持续比较长时间。一边是劳动力的工资并没有增加，但是劳动力的使用成本在上升。另外一方面是资金的成本，因为0利率、负利率主流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出现，所以资金成本在全世界范围内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另外一边，新技术广泛地涌现，包括像5G基础设施的铺开，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等，这些新技术的产生，特别是有了5G的支撑以后，加上制造业，它能够对劳动力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它背后因为资金成本比较低，所以新技术的使用会更快。

 

加入这样一个趋势以后，我们会看到中国在产业链资本化或者数字化的过程中，中国又有优势，同时也有劣势。一个劣势就是我们的资金成本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是比较高的，包括相对于日本来说，我们的融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方面我们需要降低国内企业的融资成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地参与全球化，参与国际资本市场，到国际上融到低成本的资金，增强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当然这个涉及到我们资本金融账户开放的一些问题。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多细节的问题值得探讨，这是一个有顺序的过程。

 

总体上来说，我们要适应产业链的资本化和数字化的过程，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资金成本是我们的一个劣势。但是这个劣势是可以得到弥补的，就是加快金融开放的过程。

 

同时中国还有优势。这个优势是什么呢？原来我们的劳动力成本比越南高是明显的，所以产业链外移。但是如果产业链的资本化和数字化是一个趋势，后面追赶的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将会面临着比中国更加严峻的挑战，就是他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可能在产业链的资本化、数字化面前受到一个实质性的削弱和冲击。对中国来说，我们是相对有优势的，因为中国的数字经济、数字的技术，包括对应的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在中国都是发展非常快，甚至是商业模式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在这个领域中国也有很多独角兽级别的企业在孕育当中。

 

所以，对于中国而言，产业链的资本化和数字化，更多的是机遇，挑战相对是弱一些。所以，中国需要利用好这样一个时机。对于中国适应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

 

 

在全球化面临困局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扩大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三大法宝之一。

 

具体来说，怎么扩大统一战线，争取中间摇摆的国家，包括争取到美国以外的这些可以跟中国做生意，一起来互利共赢的一些国家，我想至少有四点，简单提一下。

 

一个是我和你一样，咱们都是相似的、接近的，不要去强调我跟你不一样。

 

第二，我也能做到，这个特别重要，积极地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在回顾中国入世的谈判过程，非常有意思。自从8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想这个事，去提申请，我们想要复关，当时叫关贸总协定。到90年代中期，94年的时候，起来复关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当时因为关贸总协定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升级了。原来入关的话只要谈简单的商品贸易条款就可以，但是你要谈入市的话，就多了很多条款，包括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等，这一下子要谈的东西更多。结果80年代中期谈到90年代中期，我们谈完以后发现突然要升级，要谈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尽早地对接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现在也面临这样一些挑战。美日欧从2018年以来，美日欧三方不断地发表联合声明，已经发表了7轮了。这7轮联合声明当中有一些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有一些规则我觉得也有它的合理性，也是中国需要深思去考虑的一些国际经贸规则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包括跟CPTPP（相比），包括跟美墨西加来对比，当中有一些重合的地方，有一些高标准的规则需要我们主动去适应。所以，我们也能做到。这是第二点。

 

第三，有钱一起赚。要强调合作共赢，不是说我要把你们能做的全都做了，全部消灭、全部替代，这样会导致全面树敌。所以，我们要有钱一起挣，减少欧美企业对中国竞争压力的一种焦虑。

 

最后，我们都是朋友。在对美国进行反制的时候，不要一股脑的所有的美国企业我们都要反对，都要抵制，这个时候应该尽量避免伤及无辜，否则我们会把更多的美国企业推到中国的对立面，这样是比较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