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疫情,我国推出了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留有余地
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政策力度足够大
第三,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政策力度足够大。实现“六保”,党中央、国务院实行了大力度的宏观对冲政策,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包括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2.5万亿,赤字率按3.6%以上来安排,比上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赤字率规模新增了1万亿,同时发行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是3.75万亿,比去年新增1.6万亿。中央政府的投资是6000亿,比上一年增加了224亿。新增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
以上财政政策的总盘子,我算的不一定对,是10.6万亿,相当于去年GDP的10.7%。当然看财政政策是不是更加积极,主要要看增量。以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新增的减负合计是6.2万亿,相当于去年GDP的6.27%。我觉得这个力度相当大。
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没有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这也是最近几年的一个惯例。没有因为疫情冲击面临下行压力加大这样一个局面而有所改变,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确没有必要制定一个主要由市场来决定的M2或者社融的总规模的一个具体的指标。尽管没有提具体的指标,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M2和社融规模增速要明显高于去年。去年GDP的名义增长是7.8%,M2增长是8.7%,社融增长是10.7%,如果今年M2和社融的增长都明显高于去年的8.7%和10.7%,相对于今年可能的增长速度而言,比如说3%,那么货币政策、货币环境应该是相当宽松的。
以上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有力度,但我觉得也是留有余地,是考虑了可持续性。总理在报告当中也讲到,要根据形势变化,这些政策还可以完善。我国政策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相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而言,这个政策空间还相当大。无论是总量性、结构性还是数量型、价格型的政策工具,其实都有充足的“弹药”可用。
在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的同时,今年把畅通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讲了两句话,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在此之前,我个人认为财政和货币的传导机制确实都存在不够畅通的问题,政府财政增加的支出不一定进入到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领域、最需要的项目,增加的流动性不一定流入最基础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所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立特殊的转移支付机制,两万亿资金全部转给地方,直达市县基层,这样就省去了中间环节,可以尽快落实到该保的企业、该保的失业人口、该保的贫困人口以及该上的具体项目。
货币政策提出来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这也是一个新的提法。在前期战“疫”的过程当中积累了一些经验,要切实贷给那些确实需要金融支持的市场主体。我个人觉得特别是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企业,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创新链上的龙头企业以及创新型的企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等。
这两个传导机制的创新性安排,我觉得不仅对当前,对长远的发展和改革而言,可能也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或许可以在其中积累出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一个有效的传导机制。
这是我说的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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