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经济战略将发生怎样深刻变化

新京报网 / 2020-05-28 11:37:59

原标题：“打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经济战略将发生怎样深刻变化

“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些金句让内需成为两会的焦点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浮出水面。

依赖出口型增长导致内需体制不健全

毋庸置疑，对国内需求的高度重视和我国当下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重视国内需求是环境所迫的被动应对，相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使然。

其实，这一趋势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难发现蛛丝马迹。近年来，很多中国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海外代购、出国购物却买回了很多“Made in China”的产品。这样的经历让人哭笑不得。

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和国内制造业产能之间的脱节——国内有充分的产能，也有充分的需求，却无法顺畅对接，因而不得不借助外部循环“出口转内销”。

这不是正常的外部循环，而是经济运作失调导致的效率损失，涉及出口补贴等政策导向、关键技术缺失、品牌积累不足以及供需信息不畅通等诸多因素。其根本原因是出口依赖型增长模式留下了内需体制不健全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从出口依赖的外向型经济起步。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市场，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完整、最庞大的工业体系。

这种外向型经济循环“两头在外”——原料进口、产品出口，国内提供的是产能。

这种发展模式的优势在于产业发展速度快、培育周期短，很多产业都是直接从境外转移进来的，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技术的积累和提升。

“抄近道”的外向型经济有明显的缺陷和短板

在经济发展启动阶段，这种外向型经济确实是一条捷径。日本和韩国以及东盟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

但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经济发展模式，任何模式都是有所得也有所失。“抄近道”的外向型经济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和缺陷。

比如，基础技术发展滞后、大规模贸易顺差造成了对外贸易关系紧张、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资本市场低效等。

归结起来，就是庞大的产能与国内需求不匹配所致。这种不匹配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内需不足”，而是内需体系的失调。

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只能为经济发展的前半程保驾护航，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定出现瓶颈。

向内需市场转型的两个国家样本

今天中国遭遇的出口环境恶化、经济增速放缓，在发展轨迹类似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等都不同程度出现过。

突破这一发展瓶颈的关键在于国内市场的良好发育、内需潜力的挖掘。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日本，东盟国家如马来西亚就比较失败。

不过，日本的内需体系完善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倒逼”出来的。

八十年代初美日贸易摩擦加剧，日本不得不放弃单一的出口依赖模式，转而在内需体系的发育和完善上加大力度。

即便1985年的广场协议对日本出口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其强劲的国内需求依然支撑了日本GDP保持中等增速，并持续至1990年代初。

即使因种种因素，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期后陷入停滞，但是稳定的内需保证了其人均GDP维持在一流发达国家水平。

反观马来西亚在2011年实现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后，一直未能提升内需，没有完成出口依赖型经济的转型，此后的经济表现一直不佳。2015年、2016年人均GDP两度跌破1万美元，有明显的退步。

今天的中国经济也走到了类似日本1980年代初的转折阶段，内外环境都不允许中国经济继续依赖出口，“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实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常识角度讲也是如此，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满足外部需求为目标，而置本国国民的需求于不顾。

摒弃计划经济思维才能建立国内大循环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是一项艰难繁剧的任务，牵涉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严重的波折。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庞大的人口、成熟全面的工业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这是中国优于大部分出口依赖型国家的地方。

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决定了“扩大内需”的数量提升较易实现。上一轮大基建完成了国内交通体系、物流体系的升级，提升了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基本实现了国内市场的“硬件”性能提升。

带动的内需增长是显著的，房地产行业、数字经济的电商产业的高速发展均得益于此。近年来消费在中国经济驱动“三驾马车”中表现抢眼，就是“扩大内需”的正面效用体现。

实现了扩大内需的阶段性目标，中国经济初步具备了实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

经济运行如同水利设施，没有充沛的水量一切都谈不上。蓄水充足了，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取决于管道设备的通畅程度。

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周而复始形成循环。

这个过程是在市场发生的，却受制于各项政策、制度的外部限制。因此，要实现国内大循环的高效运作，最大的难点在于摒弃陈旧的计划经济思维。政府要多做“减法”，市场才能多做“加法”。

政府多做减法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着力于打通经济运作各个环节中存在的壁垒和障碍，去除不合理的管制和目标设定。

中国经济从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到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再到以内需动力为主的国内大循环，经历了“高速换档”的过程。

每一种模式、每一个历史场景都留下了当时的政策痕迹，当时有理的，现在未必有理。当时的管制，在今天大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些政策痕迹仿佛血管里逐步沉积的血栓，影响着今天的经济运作顺畅。

所以，政府要扮演好“解铃还需系铃人”的角色，这样市场才能做好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的“加法”，从而孕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值得注意的是，“以我为主”的国内大循环是经济增长从外需到内需的重点转换，这是“外需”增长放缓后的自然过程，而不是自我封闭的关门政策——“以我为主”绝不等于“以邻为壑”。

正因为中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建设一个更成熟、更繁荣的中国市场，将吸引更多的对外经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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