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经济增长靠什么？ 如何重启经济增长之动力
2020-05-26 10:16:58
2020年经济增长：如何实现？
03、经济增长：如何实现？
经济目标不是不能设立，关键是看用何种方式达成。
如果靠货币刺激，低效基建及房地产拉动，这种GDP增长不要为好。低效基建、低效GDP与隐性失业，本质上是一样的。好比反复修路，失业率下降了，GDP数据上去了，但效益低下，甚至浪费财政与资源。
今年1-4月，全国50大城市卖地收入合计达1.22万亿，同比上涨10.3%。其中，有21个城市的卖地金额同比增加100%以上，南阳市、北京市卖地金额同比增长逾1000%。
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4月份土地溢价率也出现明显的上行，一二线城市的的平均住宅土地溢价率是2019年下半年来的最高位，平均溢价率高达15.54%。
很多人担心，大疫之年，若在经济增长目标上施压，地方政府倾向于卖地获取财政收入，然后扩张财政，加大政府投资，以完成经济目标。
这其实不是经济目标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及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
各地方政府设置经济目标的前提是，不搞大水漫灌，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及货币政策。
在朱总时代，货币闸门守得很紧，地方政府想要增加收入，完成经济目标，没有捷径，只能靠改革开放，只能靠放权让利，只能靠招商引资。这就是政府目标与地方经济相一致。
1993年，海南地产一度火热，朱总及时出手打压，杜绝了地产泡沫向全国其他城市蔓延。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央地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开始出现，拮据的地方政府开始谋求卖地增收。
1998年房改，2003年国有土地拍卖入市，此后房地产市场一日千里。从1998年到2008年，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不算太高。换言之，当时各级政府完成经济目标，实现财政增收，依然得靠改革开放、招商引资。
图：1978年-2018年广义货币、经济目标与经济增长方式，来源：智本社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货币闸门大开，政府救市成为了主旋律。此后，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土地财政成为了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
2019年，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极高，广州、武汉、南京、郑州、杭州、成都、东莞、西安、昆明、太原、青岛等15个大城市的土地依赖度超过70%。其中，杭州、广州、昆明、南京超过100%。
如此，经济目标越高，土地财政的势能越强，越是与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民生背离。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研究发现，在16世纪后，欧洲主要国家处于转轨期，政府如何解决财政收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前途。
通常，政府有两种方式解决财政收入：
一是建立一套规则，使垄断租金最大化；
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政府税收收入增加。
垄断租金，如通过无限制的征税垄断权增加税收收入，通过国有土地资源垄断权长期收取租金，通过央行的货币发行垄断权直接印钞为政府融资。
5月争议颇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反对？因为一旦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合法化、常规化，政府可以轻松获得垄断租金收入（印钱），便容易失去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自垄断租金，政府的目标便与经济增长、社会福祉的目标发生背离。
诺斯发现，16世纪后的法国、西班牙的王权强大，国王掌握征税权可获得垄断租金，阻碍了这两个国家向自由市场转型。后来，路易十六因向第三阶级征税而引爆了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则在“价格革命”中衰退。
英国、尼德兰面临同样的财政问题，因王权尤其是征税权受限，难以获得垄断租金，只能靠破产市场障碍，开放港口与市场，发展自由贸易和工业产业，才能扩大税收收入。如此，英国、尼德兰王室的目标与国家的转轨目标、经济增长是一致的。
城市的土地，用于搞房地产和招商引资发展产业，都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但给社会民生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刺激性手段，获取土地垄断租金；后者是改革性手段，政府、经济与社会民生皆受益。
如今，是不是出现第三种增长方式民生性增长？
图：转轨型经济三种增长方式，来源：智本社
我们来看这三种增长方式：
去年保六之争时，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刺激性增长，另一部分则反对，提出改革性增长。还有一些是中间派、理想派，提出轻松减肥之法，用刺激性保增长，用改革性谋发展。
事实上，改革性与刺激性本是对立的，刺激性政策定然伤害改革。政府可获得巨额的土地财政或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自然失去改革的动力。
刺激性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及危害性，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已经得到了论证。持续的经济刺激带来低增长、高泡沫、高负债及贫富差距。这次，中国没再施加经济目标的压力，或许正是担心，刺激性势能将带来更加严重的经济后果。
与刺激性相比，更加温和的民生性增长是否更适合？
根据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财政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另外，还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
这次的债务扩张计划其实是小于市场预期的。从目标导向来看，财政安排倾向于社会民生。
大疫之年，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未尝不可。但是，民生性增长缺乏持续的动力。
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处于改革深水区的中国，处于国际关系骤变的中国，改革更不能停。
中美正在走入“囚徒困境”，未来不管两国持续对抗，还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扩大金融开放，改革是应对一切挑战的根本之法，是降低资产堰塞湖、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根本之法。
李总说，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说明既得利益者非常顽固，若没有经济目标这一高压线，改革缺乏足够的动力，既得利益者或形成守成之势，甚至反噬改革开放。
有人想，今年修养生息，保民生保就业，明年搞改革。我担心的是，今年修养生息后，明年重启经济刺激。
总结起来是目标需明确，手段需改变。
今年主要任务是保民生，但经济目标这根“弦”不能松。经济目标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目标考核，是政府政策改革、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激励政策。目前，政府未公开经济目标，不清楚内部是否设有经济目标，不确定明年是否恢复设立经济目标。
大疫之下，最能增强市场信心、振奋国人的是大刀阔斧的改革。
李总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资源要素市场、国有企业等改革。若农村集体土地、限制性竞争行业这两大领域能够有实质性的改革，可激活万亿级市场规模，提升内外资的投资预期与国人的消费预期。
但是，设立经济目标的前提是杜绝垄断租金，即守住货币闸门，严控土地财政，将政府的目标调整到与经济增长、社会民生相一致。
如此，才能保持改革开放之势能，重启经济增长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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