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盛宴】展望中国经济 诺奖得主和8位顶级高校教授齐聚凤凰财经
全球宏观对冲 / 2020-05-11 10:54:22
本文由凤凰财经会议纪要经本公众号整理所得，为公益原则发布。感谢凤凰财经与交大高金学院联合各大高校学者奉献的知识饕餮盛宴。
主讲嘉宾：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兼执行院长、国际金融家论坛主席
诺奖得主：现代经济学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领域 而是一个讨论逻辑的领域
https://zhibo.ifeng.com/video.html?liveid=132970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2月9日到3月25日期间，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市场超级大调整，使我们见证了几个史诗级的大变化。
第一，美股在10天之内连续4次跌停；
第二，全球的主权债务，全球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大幅度下调，其中德国国债收益率出现负增长；
第三，整个石油价格从年初的60多美元一直下挫到20美元左右，石油期货出现负价格。
这些震荡直接导致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全球九大核心央行同步采取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操控模式。这种模式下我们看到全球央行正在实施三大举措：
第一，零利率政策开始在全世界普及化。美国、日本以及英国等国基准利率基本向零利率迈进，甚至出现政策性利率为负的现象。
第二，主要发达国家采取无限量宽松政策，直接导致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其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疫前的不足4万亿美金，直线飙升至6万亿美金。这样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全面进入金融市场，注入资产收购以及整个金融市场流动性。
第三，提供大量抵押性贷款，为各个中小企业、经济主体进行疏困，提供全面的救助。
疫情爆发后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
第一，进行全面以及不对称降准；
第二，进行降息；
第三，扩大货币供应量和贷款供应量，通过再贷款、贴息贷款以及抵押贷款等举措进行定向救助。那么目前中国围绕疫情救助和疫情后经济复苏所注入的货币总量规模已达4万多亿人民币。
对比两种模式我们能看到，欧美模式与中国模式在货币政策上的定位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因此很多市场人士就会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步调太慢，力度不够，不足以解决目前新冠疫情对于中国经济，对于中国金融所产生的这种冲击。
首先，提出这个疑问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必须要弄清中国疫情及疫情管控政策与西方疫情和西方管控模式的差异，了解疫情以及疫情管控政策对经济、金融产生冲击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我们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
在解答这个疑问的时候，必须要把握住几个点，
第一，新冠疫情对欧美的第一波冲击来源于对疫情预期的极度变化，这种极度变化使欧美金融市场所存在的固有问题全面显化，从而导致欧美金融市场出现史诗级的市场大震荡。那么要对冲这种震荡，特别是震荡所带来的流动性枯竭所带来的群体恐慌，需要全球的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充分的安全资产，在极度恐慌的环境下这个安全资产就是美元。
在非常规，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常规货币注入模式一是量不够，二是冲击专注行不够，目标性不够。所以美国选择采取零利率加无限度量宽，再加上2.5万亿贷款支持这样的货币政策，这与美国市场的震荡密切相关联。
第二，我们也会看到，对冲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与各国的管控模式相关联。在欧美这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下，政治家在目标函数的约束下平衡是救经济还是救人。这样的平衡关系决定了欧美国家会以货币政策打头，而不是简单的财政政策来打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欧美的财政政策空间是有限的，政府的债务率已触及其上限，通过财政政策全力救助可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欧美对冲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新变化就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通过央行大规模的购买政府债券，大规模注入流动性，来配合财政扩张，才能使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实施。
回过头看中国，我们会发现，第一疫情在严格防控的模式下并未带来海啸级的金融震荡，中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也未出现流动性枯竭的危机。因此我们在货币政策上，不必采取欧美这种模式进行对冲；第二，在疫情严控期，停工停产使经济社会暂时停摆，但疫情管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我们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间，更多是采取供给侧的扶持和帮扶。这种帮扶财政政策是先导，而我们恰恰在财政政策上面有很充足的空间。2008、2009年这种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模式给我们的市场秩序带来了很深的冲击。因此大家有一个共识，利用大水漫灌来对冲疫情影响是难以达到我们既定的目标的，因此我们的政策组合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上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
下一步，我们货币政策需要有一个再定位、再调整。其原因在于很多问题在复工、复产，经济循环常态化的过程中间才会显化，比如就业问题、边境人群的生存问题、大量中小企业持续性复工持续性经营的这些问题。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
第一，疫情的持续蔓延依然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压力；
第二，全球疫情的蔓延以及全球经济的持续低迷，会对我们的外需、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超级的冲击；
第三，我们还要面临下一轮金融震荡的冲击，特别是世界资本流动、汇率调整对我们的冲击。
第四，我们还要面临传统的周期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等。
第五，复工复产之后我们面临着有效需求大幅度的下滑，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冲他，不然就可能使大量企业在复工复产后出现第二轮的停工停产。
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进一步的加码。
首先，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更加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在资金上进行定向的帮扶。
第二，我们要在资金成本上，为财政提供这种成本的支持，为我们经济主体这一种非常态的经济运行，提供资金的支持。
我们看到一季度GDP增速负6.8，但银行业的增加值依然是6%的正增长，我们整个金融行业的利润依然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就说明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金融成本还高居不下。要降低金融成本，在利率上应该做大文章。虽然我们下一步货币政策并不是采取大水漫灌和数量型的这种全面宽松，但是我们应当在价格方面做足文章，在利率上面要有明显的调整，使大量的企业在资金成本，财务成本上能够轻装上阵。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2020年的经济会怎么样，可能大家都在进行分析，我想第一个问题是要分析判断疫情冲击对我们国家产生的影响到底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这是判断2020年经济的一个前提。
我们在展望今年以及未来经济形势的时候，也需要首先对疫情的冲击做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一个基本逻辑。怎么来看待这次疫情的冲击？我想这次疫情的冲击不是一个短期的，恐怕不能与2003年的非典去进行比较。
为什么说不是短期的？
一是冲击持续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中国经历了两次疫情冲击。
第一次是国内的疫情，目前国内的疫情现在已经得到控制，经济在逐渐恢复。
第二次是全球的疫情，目前全球疫情还在进一步地扩散，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进入拐点，下一步到底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难以判断。
目前全球200多个国家都出现了疫情，经济毫无疑问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按照IMF的预计，可能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这种全球的大萧条也会影响到中国整个2020年以及未来的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发展态势。一季度的数据大家都已经看到，反映国内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第二季度、三季度甚至于全年的经济数据，则可能会反映国外疫情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要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我对2020年中国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基本判断是会实现正增长，可能会在2%到3%之间。
做出这个判断依据是什么？
这就是前面讲的，这次疫情冲击非常大，它对需求、供给的冲击影响是不断持续的。从需求来看，经历了国外的疫情冲击，现在又面临着国外的需求的萎缩，对中国外向型的企业、产业所带来冲击，沿海地区订单大幅度减少。这种需求的冲击毫无疑问，这就不仅仅会影响到今年，还会影响到以后。
从供给来看，国内的疫情冲击是因为实行隔离政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被隔离，物流也不畅通，经济循环停摆。现在供给又受到外国疫情的冲击，虽然中国复工复产，但是所需要的一些原材料、零部件有不少是来自于国外，而国外受疫情影响正处于隔离的状态，在这段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都受到影响。
所以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都造成不确定性，整个世界的发展也会进入一个高风险的轨道。因为在快速的变化，很多秩序被打破，产业链、供应链在重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不确定性和风险大大地拓展，这个意味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社会。
我们可以趁着危机中找到新的机会，那这要取决于我们这种恰当的应对和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怎么来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一方面是改革。通过政策解决当前的问题，比如就业的问题、市场主体的问题，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等等，也就是中央提出来的“六保”。
财政政策要积极有为，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财政政策怎么做到积极有为？
大家更多是在讨论赤字率有多高、债务规模有多大，这是投资的角度。我想关键还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以后干什么，所以按量出为入的财政逻辑先要搞清楚干什么。
中央提出的“六保”其实是指明了方向，我们增加赤字，扩大债务就是围绕“六保”来做文章，针对六大风险点实行隔离，避免公共风险升级。如果“六保”保住了，就像救火一样，几个火点就不会再串起来，就不会形成更大的火势，也就是说整个公共风险就不会升级了，也就能达到稳定的目的。
我们可以趁着危机中找到新的机会，那这要取决于我们这种恰当的应对和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怎么来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我想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策，一方面是改革。
通过政策解决当前的问题，比如就业的问题、市场主体的问题，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等等，也就是中央提出来的“六保”。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我想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我们对疫情本身影响的判断，同时把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可能影响比较深的三个领域，消费、中小微企业和就业重点剖析。最后提出一个一揽子的宏观政策的方案。
我们看到一季度中国GDP下滑6.8%，美国GDP下降4.8%。
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我们对这个性质的认知发生根本的变化，它跟过往2008年的金融危机，甚至1929年大萧条不太一样，不是一个因为经济或者金融体系的内生问题导致的危机，而是一个纯粹由自然灾难形成的外部对经济生活的重大冲击。
中国怎么去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同时重启我们的经济活动？
可能我们需要有比较大力度的政策去应对外生冲击对经济生活带来的伤害。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及时有效的出台一些政策去应对疫情对我们经济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就业、中小微企业，还有消费所带来的冲击，通过这种方式为疫后的经济的复苏夯实基础。
我想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一轮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中小微企业和就业三个领域冲击特别大，这三个领域是我们在思考政策逻辑的时候需要特别关注的几个领域。
首先是消费。去年中国经济核心逻辑的一些变化，消费已经变成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推手。2019年消费拉动GDP57.8%的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从这种高速增长、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消费所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一轮疫情带来的一个变化在于，外需环境在恶化，同时全球供应链面临中断的危险。所以这种情况下增加内需、增加消费，可能对疫后的经济的复苏意义更大一些。
第二，中小微企业和就业的问题。统计局第一季度的公布的失业数据存在一些滞后性，里面可能有大量的还没有真正复工复产的农民工。同时因为很多企业它虽然复工了，但是它没有复产，它其实这里面还带来很大隐性失业的风险在里面。光华管理学院的卢凯教授团队用智联招聘的数据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今年的一、二月份跟去年同期相比，新聘的职位数、新招聘的人数下降的幅度都在30%以上。从行业分析或者做跨企业的分析，会发现民营企业对就业的需求下滑幅度非常明显，小微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对需求下降的幅度达到40%以上。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出台很多跟疫后经济重启，扶持中小微企业的一些政策。但总的讲，大家的感受还是觉得政策的力度不是特别大，有点碎片化。这种情况下，大家呼吁在未来一段时间，扶持政策应该更加果断一些，下更大的决心，推出一些力度更大的政策出来。同时把政策的施力的重点，应该放在中小微企业、消费和就业上。
首先，疫情爆发之后，在货币政策方面力度还是比较大。
到目前为止的话，央行出台的中长期信贷相关的流动性的释放，基本达到3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而且这3万亿人民币基本都是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效应，大概我们如果说货币乘数是5倍的话，也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个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基本上已经达到了15万亿人民币。
但为什么整个实体经济感受不是特别明显？我想这背后可能主要的原因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是特别通畅。这种情况下，央行释放的大量的流动性并没有惠及到中小微企业，没有解决消费不振的问题，同时对就业的扶持力度不够。
其次，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过去三个月密集出台很多政策。
粗略统计，国家层面上有200多项政策，地方政府层面有800多项政策。但总体来讲，政策比较碎片化，落地的情况也参差不齐。所以合在一起后，虽然政策出台的很多，但大家感觉力度好像不是很大，而且政策目标的明确度不是特别高。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是推出力度更大的一揽子财政政策为统领的宏观政策组合。
我们估测这一轮财政政策按照我们的建议，可能整体规模会达到4.86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几个维度：比如消费领域，我们建议可以采取一种双重的消费激励方案。一方面对低收入群体、对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失业群体，甚至包括疫区的民众，可以采取发放现金券的这种形式。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如果每个个体发放1000元人民币的话，那么大概将近2600亿人民币，它含括低收入群体，也就是人均月收入在3000人民币以下的群体，以及在疫区的这样一些民众。
我们现在的互联网渗透率接近70%，如果说达到发达国家互联网渗透率的水平，基本上还可以再将2亿人纳入到上网群体。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套餐补贴甚至手机补贴的方式，把这个群体的纳入到数字经济体系。一方面，对未来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扶贫都有很大的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把低收入群体或者弱势群体纳入到整个生态文明体系里面，这背后带来很大的未来成长机会。我们经过简单测算，财政投入1200亿到1400亿就基本上能为2亿人提供智能手机和流量套餐，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数字经济体系，互联网平台和民政部门协同起来数据分享，低收入群体就可以识别出来。
另外方面，我们通过大量的分析和试点发现，针对城市居民尝试大规模的消费券发放效果非常好。
我们以杭州今年3月27日和4月3日两轮消费券的发放情况做简单的分析，来判断一下消费券的发放本身到底对消费的激励作用、刺激作用有多大。我们发现整个消费券的实施效果非常好，在杭州政府1元的补贴，能拉动3.5元新增消费，边际消费倾向3.5倍。我想如果能在全国范围之内，有一个规模上的统筹，同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做法，那对整个疫后经济重启阶段，拉动消费会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假设在全国范围之内发放5000亿的消费券，用杭州3.5倍新增消费的杠杆效应来计算，那么基本上它可以拉动整个社会零售总额的4.25%。
我们希望在国家层面上，可以统筹像中央财政的资金或地方财政的资金，同时鼓励地方政府探索一城一策的做法。
关于基础市场主体环节，我们发现中小微企业缺乏针对性的支持政策。虽然货币政策通过再贷款释放大量的流动性，但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是特别通畅，这种情况下中小微企业感觉到受益的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认知上的落差。
我们建议成立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基金，通过财政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直接给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如果由财政来承担大比例的信用风险，比如说70%的信用风险，由商业银行来承担剩下的信用风险，基本上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财政的资金更好地通过商业银行落实到中小微企业。
具体操作上，可以将贷款支持分两个层级，比如说50万以下可以免息，50万到1000万根据基准利率，这样就可以给中小微企业比较精准地提供资金支持，让他们能够渡过疫情的冲击，为疫后的经济复苏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跟这相对应的，针对出口部门肯定也需要专门的支持。因为这次疫情比较大的一个冲击在于对全球供应链正常经营情况的冲击，同时整个外需环境现在恶化程度比较明显。
虽然整个出口部门在中国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最近几年比例上有所下滑，但总的讲它对就业、对整个GDP的拉动还是有相当大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大面积出口企业倒闭，我想可能对我们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一些地区性的失业问题，都埋下很大的隐患。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国家层面上通过财政政策，比如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或者说是财政直接拨出一笔资金，大概5000亿人民币，通过这种方式直接支持这些出口企业。
在这里面也是可以安排一些低息贷款，可以成立一个或多个部门统筹的决策机构，来识别对我们产业链重要性比较高的这样一些部门或者地区的一些企业，按照序位的来进行支持。这对我们未来保护产业链、保护中国的制造业的话，它的意义其实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我们也提到新基建，据测算新基建按照国家现在规划，2020年投资规模约为3000亿。我想可以依照国家信用，通过发放新基建的专项债券的形式，同时也可以考虑通过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这种方式，来解决这方面的资金需求。特别在4月30日，证监会和发改委通过公募REITs的试点通知，我想它为未来我们探索用市场化的资金，来承接新基建的一些项目或者基础建设的一些项目提供很多可能性。这一块我想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作为政策试点的侧重领域。
同时，我们也建议在一些重大的关键领域加大有效投资。
主要在几个方面：
一方面，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在投资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财政提供将近一万亿资金，来促进疫后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体系的建设、产能的建设。
另一方面，针对老旧小区租赁住房，做出一些投资上的安排。
我们简单测算了一下，比如说小区改造，在2020年可能涉及的资金达到2600亿人民币，同时如果我们推进4000亿人民币的租赁住房的这样一种投资的话，合在一起之后，这一块的新增投资大概是6600亿。
同时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可能有2万亿空间。
我们赤字率其实不高，去年是2.8%，如果今年能够提高到4%，那么也意味着可以新增1.2万亿的财政资金进入疫后的经济重启。
同时，住房公积金的结余可能还有8000亿，如果出台关于住房公积金的一些改革方案，把节余资金导向供给端，支持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租赁住房的建设，我们测算空间可能有4000亿人民币。
我们刚才提到，REITs的试点会引导市场资金进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来。现在整个基础设施的资产的存量规模超过110多万亿人民币，假如说有1%的资产能够被证券化，能释放出资金在万亿人民币以上，所以未来发展的空间非常大。
最后再讨论另一种可能性，国家可以划拨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部分。我们简单测算了一下，假如说10%的国有企业的股权统一划拨，大概能够释放出2.75万亿市值，根据去年分红比例，今年分红收益可以达到600亿人民币。
这些合在一起之后，其实为我们的疫后的经济重启提供了很大的资金保障。到目前为止基于对疫情的认知，它确实是百年一遇、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外部冲击的自然灾难。这种情况下，应该及时果断的出台力度更大、有针对性的宏观政策组合。这个规模应该提高，而且时间点越快越好。谢谢大家。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
非常感谢邀请，我很荣幸参加今天凤凰网组织的云峰会，关于中国经济前景问题，我想分享三点看法，或者说我的观察。
第一点，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的经济等各个部分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个人的看法可能和大多数经济学家差不多：最严重的冲击可能在中小微企业。
从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以美联储为例，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但他们主要支持的，是所谓的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并提供了很多流动性以支持整个市场和系统。他们主要的关注点是不要发生系统性的崩盘。这一次美联储的政策同样是力度非常大，很快把利率降下来，甚至提供了几乎是无限购流动性的支持。但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上次支持机构的重点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比如“华尔街”，而这次的重点放到了中小微企业，放到了老百姓身上。
我国也有类似体现，当然，上一次我们也没有遭遇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我们的金融机构也还是很健全。这次虽然各个部门、机构都遭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但中小微企业的冲击非常突出。我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呼吁，我们要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上。原因很简单，我国的中小微企业的规模非常大，数量非常多，对经济的贡献非常重要。一方面它贡献了GDP的60%以上，对城镇就业贡献了80%以上，这两个加在一起可以说，如果中小微企业出现问题，就可能演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尽管中小微企业倒闭很常见，比如我国中小微企业平均寿命是5年左右，即每年有20%的中小微企业倒闭，这是很正常的，但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一大批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复苏之前，由于特殊的冲击一下子一起倒下，那么很可能会演变成大批的中小微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甚至出现大量不良金融资产，这三者之间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很可能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对于很多中小微企业来说，有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有营业收入，以至于业务基本停滞下来了。但另一方面，开支确没有停下，这样对其现金流会造成很大冲击。过去企业退出了，主要是资不抵债从而破产，但如今这种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冲击突然而至，发生的并不只是资不抵债，而是流动性的现金流的断裂。如果现金流断裂，持续不下去，就会出现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这就是很多中小微企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所遭遇的大的问题，而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他，因为他很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源头。
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背后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含义。
第一，中小微企业贡献了中国城镇就业80%以上。如果中小微企业出问题，很多老百姓的生活是要出问题的。所以支持中小微企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支持社会稳定。在过去这段时间，央行、财政部，确实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提供流动性，甚至直接给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流动性，这些都是直截了当的，跟美国、其他国家的央行的政策没有太大差别。当然我们流动性的提供在力度上相对来说比较有节制，这里和欧美的政策可能有一点差别。财政政策的做法可能也有差别，比如中国的财政政策在这一段时间可能对经济有帮助，可能对小微企业有帮助。
最重要的在这段时间有三大政策，第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个是减税，第三个是公共卫生开支。因为很多地方都需要花很多的钱去控制疫情，这三大政策对小微企业也是直接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把中国的财政政策和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发达国家，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其他国家这段时间最多的，第一是直接支持企业保留就业，如果保证不解雇这个工人，就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补贴，这其实是为了让工人继续有工作。第二个是失业救济。第三个是直接现金支付。
这三个政策方面可以直接看出来，他所关注的其实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也要让小微企业坚持下去。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的政策目标是一样的，提供政策支持，固定资产投资，减税，或者是公共卫生支持，都是同样的目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比如帮助减免租金，减缓社保基金的缴费和财政部提供的一些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利息开支的补贴，这些都非常重要。
像这样的政策，应该成为现在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的最重要的措施。重要原因就是首先要让他们活下去，而这个活下去不仅仅是中小微企业活下去，老百姓也要活下去。因为危机突如其来，很多人都没有准备。所以要帮助他们活下去，这是首要一个经济政策目标。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他们保持足够的现金流，保持相对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当有一天疫情控制住，就像我们今天两手抓，复工复产的时候这些企业还存活着，老百姓还有现金，这样的话经济复苏才会有条件。我们想象一下，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即便疫情控制住了，也没有消费的需求了。企业都已经倒闭了，工人都被解雇了，这个时候再谈经济复苏就会很困难。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
第二，恐怕这一次的经济复苏会是个相对缓慢，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经济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过去的做法基本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增加需求，稳定经济，稳定就业。这两个都是比较成功的。这次的冲击跟上次有点不一样，不同之处是一个是公共卫生危机，不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在目前的冲击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政府下一轮还是会采取措施。把政府应对疫情的政策做简单分类，大概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抗疫，把风险病毒给控制住。目前为止我们做的还是比较有效的。但客观地来说，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类是疏困，如何使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活下去，支持经济复苏。
第三类是经济重建，类似于过去的四万亿，或再之前为支持经济增长，政府提供很多开来做固定资产的投资。
这次危机当中，我们也听到一些关于政府应该支持什么样的建设的讨论，比如新基建，大城市、都市圈。我个人的判断，在下一轮的经济复苏当中，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结构性变化。主要原因一是出口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经济一复苏就开始反弹，出口就恢复了，也许我们的出口的恢复会更困难一些。
前段时间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把内地民工接回来，这样制造业就可以开工，但开工后发现一些出口订单被取消了，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全球性危机的重要体现。在一定意义上，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就意味着全球经济能否很快回到冲击前的状态，不是取决于做的最好的国家，而是取决于做的最糟糕的国家。当然我们需要一起把疫情控制住，恢复经济。
很多学者和官员也在反思我们在2008年时候做的政策。当时出手很快、很重都是对的。但有没有过度的问题，有没有退出太慢的问题，引发了我们今天面对的一系列的经济金融风险，这些都意味着政府会出手，我相信会出手，但是这个力度我相信跟过去会有一些差异，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改变了。但是，是不是我们的经济复苏会变得更加困难不太好说，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在往下走，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亮点的，我简单说三个亮点。
第一个经济的亮点就是，也许消费会成为下一轮推动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我经常开玩笑说，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如果说中国经济创造过两个全球性的经济故事，这是中国的故事。
我想分享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中国出口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出口决定了国际市场的状况，在所谓的劳动密集型，相对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市场，中国曾经一度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个故事是在大宗商品市场地因为中国的投资力度非常大，对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非常强，很多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一度经历了所谓的超周期，即10年、20年没有经济衰退，就是因为中国在不断的买大量的大宗商品支持国内的投资。
第二个经济亮点是，我们在这一轮危机冲击当中也看到，数字经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受疫情冲击，一封城很多活动都停顿下来了，但是我们线上的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比如，网购、像今天这样的线上会议，没有数字技术是不可能的。
我把数字经济称作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在宏观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数字经济起码部分地缓冲了冲击。那么在数字金融领域就更明显了，很多网络贷款，在疫情冲击期间还在线上进行，而很多实体的银行门店，基本上都已经关门了，所以数字金融数字经济确实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经过这一次疫情以后，我个人觉得数字经济的发展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我们大家都关注的新基建，新基建是什么，就是投资这些为了数字技术发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带来新的数字经济发展的高潮。
第三个经济亮点，是疫情过去了之后，也许我们的世界经济的格局会发生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但这只是我现在的初步的猜测，到底会不会发生我不太知道，但我觉得这个风险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去关注的。这里的风险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风险就是在疫情过去以后，逆全球化的政策会不会找到新的动力。因为有人说疫情冲击下过去的供应链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了，自己没有生产口罩，就很难获得足够的口罩。可能为了这样的事情一些政府和企业家觉得把供应链放在自己身边更加放心，我并不认为由此我们就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风险，我们要有足够的重视，甚至过去在公共卫生冲击之前，我们一直谈论中美经济会出现所谓局部脱钩，我现在认为是一个局部脱钩，但这个局部的程度会不会比疫情冲击以前更高一些。很多问题并不仅涉及经济问题的思考，更多的是出于风险的管理，甚至因为政治的需要，但我们对于这个风险要有足够的重视。
第二个我觉得值得关注的风险，就是现在危机来临，各个国家都在采取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我个人觉得大危机来临时，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无可指责，因为要防范的是系统性崩盘，但我同时也比较担心，危机过后退出这些不惜一切代价的非常规政策是很难的。2007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很多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一直没有推出，经济也没有很明显的复苏。但不管哪一种情况，退出在政治上阻力比较大，宽松比较得人心，紧缩不太容易受到欢迎，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假如未来看到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的步履非常困难，甚至有人认为永远不退出，我们就需要对那样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估计，要预先准备一些应对的举措。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论坛的主持方，我先谈一下疫后全球产业新格局可能出现的十大趋势。
摘要
第一个趋势就是世界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的重视程度大幅度提升。
第二个新趋势是大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可能会倾向于自给自足，小国的供应链可能趋向于本地化和区域化，也就是去全球化产生的趋势即产业的本地化。
第三个趋势是大国强化对全球科技主导能力。
第四个趋势是制造业的本地化和服务业的全球化深度融合，谈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更多是制造业。
第五个趋势是国际大三角的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出现快速调整。
第六个趋势是产业链的东移出现明显加快。
第七个趋势是全球产业布局的区域化，亚洲现在推动的RCEP最大的特点是包容，最高标准和最发达的经济体可以参与，最低标准和最低的发展程度的经济体也可以参与，也能考虑到地区多样性。
第八个趋势是养老健康、医药、人工智能三个产业的成长性最好。
第九个新趋势是产业的布局开始分散化。
第十个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成为产业布局的新增长点。
这十个新趋势有三个因素非常关键。
第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的特点是会造成中断，首先造成消费投资进口的中断，因此这些新趋势其实是和消费、投资消费的新趋势相匹配。
第二个是新冠疫情是人类和病毒之间的斗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怎么加强合作非常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因素，想要战胜新冠病毒，科学、技术、创新非常关键。
仅从新冠疫情角度看，哪个地方疫情稳定，这个地方的产业链、价值链就会恢复的较快，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就会快，对外合作就会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毫无疑问比较快，抗疫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二波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盟地区也趋于稳定，因此东亚可以稳定中国产业链、畅通供应链和提升价值链的。随着今后新冠疫情究竟会持续18个月还是36个月还是更长，就决定了产业布局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
全文：
第一个趋势就是世界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安全的重视程度大幅度提升。这次新冠疫情有一个特点，即本国产业链参与国际供需分工体系越深，技术和产业的复杂性越高，链条越长，对于全球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体系的依赖程度越大，受到的伤害就越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疫情结束后，各个国家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对安全的考量可能会高于效率的考量，公民的利益可能会大于消费者的利益，安全成为关键的变量。
第二个新趋势是大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可能会倾向于自给自足，小国的供应链可能趋向于本地化和区域化，也就是去全球化产生的趋势即产业的本地化。AI等新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产业的冲击是分散化，这次新冠疫情又促使自给自足，这三个因素汇合到一起会引起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收缩变短。跨国经济的全球布局形成的产业链过长、价值链过于国际化和供应链过度的积聚，现在出现了断链的风险。
第三个趋势是大国强化对全球科技主导能力。一些大国不断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开发和实验研究这些公共领域加强管制，一些企业开发实验研究共信和公共技术研究也采取了更多科技的保护主义、投资的保护主义、贸易的保护主义。这种情况下，会影响全球产业链科技竞争和脱钩的风险。
第四个趋势是制造业的本地化和服务业的全球化深度融合，谈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更多是制造业。而服务业尤其是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的全球化趋势发展非常快速，因此来中国投资的FDI过去70%以上都是制造业，现在来中国投资的FDI70%以上都是服务业，虽受疫情影响，仍保持着较强劲的进入态势。
第五个趋势是国际大三角的产业分工格局正在出现快速调整。过去美国和欧洲给全球提供市场和技术，东亚给全球提供制造和人力资源，中东和非洲给全球更多提供能源和资源。现在美国再工业化，也就是低端、中端、高端通吃，并且开始强调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大三角的格局正在出现分化，三个角都在向对方的优势领域进行蚕食。
第六个趋势是产业链的东移出现明显加快。这次疫情率先稳定的是中国和东亚地区，那么世界三大生产网络率先稳定的也是东亚生产网络。这种情况下就遇到一个很大的矛盾，东亚生产网络趋于稳定开始正常化的情况下，美欧疫情仍处最困难的阶段，美欧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因此东亚的增长模式开始加速调整。这种调整从要素投入增长驱动转向了要素生产率增长驱动，从全球制造加工基地开始转向全球市场，从制造业的中心转化成制造服务的双中心驱动。
第七个趋势是全球产业布局的区域化，亚洲现在推动的RCEP最大的特点是包容，最高标准和最发达的经济体可以参与，最低标准和最低的发展程度的经济体也可以参与，也能考虑到地区多样性。亚洲生产网络、产业链和供应链，即中日韩的FTA、RCEP和FTAP这三个区域贸易协定，和美墨加协定、日欧、美欧的协定不一样，不具有排他性，不是高标准、集团化的。所以一个包容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地区的开放主义对我们亚洲的产业布局非常非常重要。
第八个趋势是养老健康、医药、人工智能三个产业的成长性最好。新冠疫情的核心是提高人自身的免疫力，中药的效果很好，中西医的结合非常重要。排第二的健康，是大家发现提高免疫力、提高自身的健康，多洗手、早睡觉、保障营养是防范疫情最好的办法。第三个人工智能，当线下所有活动中断的情况下，线上的会议、广交会、谈判和交流，就会促进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工业物联网的发展。因此疫情结束以后，医药、健康和人工智能成为人们预期发展最快的三个领域。
第九个新趋势是产业的布局开始分散化。现在有一个词叫宅，宅在家里以后，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满足宅在家里的人的个性化需求、多样性需求、主观体验的需求和对文化的需求，因此新的贸易、技术和产业链供应链的方式产生了。虽然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越来越短，越来越分散，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它嫁接的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是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因此短并不等于没有效率，而是更能满足新需求的痛点。
第十个是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成为产业布局的新增长点。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得较好一个是周边东盟市场，一个是“一带一路”。那么“一带一路”下一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人们非常担心，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这些亚洲的其他地区会不会成为第三波疫情爆发的区域？会不会出现像美欧面临的疫情蔓延的情况？因此“一带一路”核心的问题是共同联合抗疫。如果新冠病毒在“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不能得到控制，发生了像美欧一样的场景，将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带一路”作为新兴市场，国际社会尤其对中国及亚洲来说，需要帮助“一带一路”能够尽早进入科学抗疫、科学防疫的过程中，帮助他们保障民生、推动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
这十个新趋势有三个因素非常关键。
第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的特点是会造成中断，首先造成消费投资进口的中断，因此这些新趋势其实是和消费、投资消费的新趋势相匹配。
第二个是新冠疫情是人类和病毒之间的斗争，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怎么加强合作非常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因素，想要战胜新冠病毒，科学、技术、创新非常关键。
仅从新冠疫情角度看，哪个地方疫情稳定，这个地方的产业链、价值链就会恢复的较快，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就会快，对外合作就会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毫无疑问比较快，抗疫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二波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盟地区也趋于稳定，因此东亚可以稳定中国产业链、畅通供应链和提升价值链的。随着今后新冠疫情究竟会持续18个月还是36个月还是更长，就决定了产业布局会发生什么新的变化。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弗里曼讲席教授
清华经管院院长白重恩：
现在中国可以说疫后，因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从全球来看还在疫情中，其他国家的疫情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现在仍然可以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应该做一些推断。
第一是需要做什么。首要任务是让生产和消费环节恢复正常，如果消费环境不能恢复正常，很难想象经济能够恢复正常。
首先，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是保护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因为短期受到严重冲击而面临困难的企业。如果这些企业中有一部分或者是大一部分破产，这不仅给经济带来的巨大的损失，也会给未来经济恢复增加难度。
其次，是要保护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为实体经济供血。如果金融体系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么未来为经济体系供血的能力也就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另外，要保民生，在这个阶段很多企业面临着困难，因而企业的员工也就面临困难，要保证这些员工的生活能够正常地运行。
还有，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其实即使没有疫情也需要做一些结构调整，这次疫情要求更快地去做经济结构调整，而且需要顺应疫情所带来的长期的结构变化进行调整。
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尽量避免因短期刺激造成长期不良影响，过去是有过这样的教训。有的时候为了保增长，采取了一些比较强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当期确实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不同的行业面临的压力不一样，所以不同行业保护的力度需要有差异。比如旅游产业，即使是给消费者发消费券，或者是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也很难给这些行业带来需求，因为消费的环境不存在。对于很多企业，要想办法减缓他们面临的现金流压力，其中包括人工成本、资金成本、租金成本、税费等等。某一些压力特别大的企业，即便如此可能帮助力度也不够，还需要考虑进行一定的财政补助。
产业结构方面需要做哪些调整？
首先，居民支出方面，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40%，从全球来看，例如 G20中较大的经济体，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50%，还有一些超过70%。未来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要增加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怎么来增加居民的支出占GDP的比重？
短期来看，有消费环境和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够高的问题。短期可以给居民增加收入，对消费的产生一些影响。
消费方面，居民支出里服务消费比较短板，包括医疗卫生、养老等，养老里包含养老相关的一些金融服务如养老保险。养老保险不能只靠政府，有一些也需要居民为自己准备、以及教育、体育、健身、文娱等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这些服务消费领域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大。还有一些消费是受到了限购的影响，未来可能需要对某一些限购的措施进行调整。
另外和产业结构相关的是与城市化相关的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城镇化水平仍不够高的，未来还需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特别是城镇化的质量。随着这个进程也会影响产业结构，特别是与进城农民住房相关的投资和消费。这与土地政策有很大关系，未来应有所调整，帮助居民在这方面更好地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好处。
产业结构调整另外一个方面跟贸易相关。过去十年中，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占全球劳动密集型出口的份额逐渐降低，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劳动力的成本也会提升，这很难逆转。但是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当他们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占全球份额降低的同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却在上升。然而中国而是在下降，这方面需要改变。
那么数字经济要能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有几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
一是数据本身就作为一种要素，没有能很好地进行市场化配置，未来需要考虑怎么对数据要素进行比较好的市场化配置。这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因为数据作为一种资产，跟的物理资产有不同的属性，所以需要对数字资产的属性以及对数字资产的评估、定价、核算都要有一整套的体系来支持。
全球供应链在疫情发生之前就有比较大的风险，有一些进口产品对供应链非常重要，却是不安全的，中国需要对供应链的安全做出更好的安排。疫情使得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增大，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可能也在考虑。所以一方面中国要保障供应链的安全，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脱离全球供应链体系。如果所有东西都自给自足，对效率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要底线思维，安全上有所保障，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中国过去这些年一直受益于全球化，未来还应该继续受益，但同时要考虑供应链安全。
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应该是长期趋势，即使没有这次疫情，数字经济未来也会有更重要的地位。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优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大的市场。这次疫情又给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很多经济活动的线上化，例如在线办公、教育、医疗、会议、数字政府、网上零售等，可能会带来持续的影响。比如网上会议，未来即使疫情完全结束，以后养成的一些习惯还会持续。
数字经济的治理也会带来挑战，考虑未来产业发展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数字经济的治理有什么样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产业会带来什么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对数字经济的企业本身带来影响，也对整个市场环境带来影响，比如数字经济使交易的成本更低。未来可以期待，数字经济能够使信用体系、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完善。
数字经济的发展中，过去在消费互联网方面发展得较好，但在工业互联网方面还有很大追赶空间。为什么消费互联网发展得比较好，工业互联网发展得不是那么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消费互联网的一些服务是通用的，有一个平台。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来说，这种平台发展的条件就比较好。而工业互联网虽也有一些通用的服务，比如线上会议，但有更多的工业互联网技术是专用的，这就使市场优势不能完全得到发挥。所以要发展工业互联网，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消费互联网中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发展，未来还有一些新的发展，特别需要关注的是5G可能带来的影响。5G使移动终端的功能改变了，比如现在很多计算是在终端上计算，未来5G发展以后，很多的计算可以到云上计算，这使得移动终端的功能大大扩展，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值得去思考。
工业互联网方面特别要考虑人才创新的作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人才，需要人才创新能够更快地应用到实体经济中，这方面需要做很多工作。另外要建立面向产业链聚集的产业互联网的新生态，工业互联网的建设跟新生态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数字经济要发展还要考虑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定程度上要加快新基建的建设，但也要把握好节奏，把握节奏对于保持投资的高效非常重要。
有了这个基础设施，要享受这个数字经济还需要有移动终端，大部分人没有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边远地区的人，对一些贫困人口，移动终端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奢侈品，所以怎么让移动终端普及，让数字经济能够给每个人带来好处，可能需要政府做一些工作。新基建的建设现在需要去加快它的速度，同时要掌握节奏，但是对传统基建，需要特别地谨慎。因为传统基建尽管能够创造需求，短期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但是要考虑到传统基建创造的需求能不能帮助到企业，有什么长期影响，需要特别地谨慎。如果做得不好，传统基建可能会带来某些产能的过剩。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首先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非常大，最重要的冲击是在消费领域，一季度零售总额下降了19%。以前经济下行时，主要是企业信心不足，所以用一些如信贷扩张的常规手段就可以提振企业信心。但这一次实行这种扩张的货币政策已有两个多月，实际效果不是很明显，原因是消费零售下降太多，企业的订单不足，各个城市商业场所恢复的比较差。这种情况下增加投资会取得一定效果，现在新一轮投资下来，对于提振中国的需求起到了一定作用。
疫情后，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些新的领域值得注意。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链，中国复工较早，因此产业链暂时断裂对中国影响最小，实际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更大。中国是产业部门最完整的国家，别的国家不能供货之后，国内企业会填补进去。疫情促进中国中等核心零配件行业发生进口替代，以前国内供应商产品质量不是太好，但通过这次产业链暂时断裂会得到提高。疫情后，世界产业链或许会做一些调整，有些国家会把医疗等产业迁移回去，中国由于市场、生产网络等优势，至少不会在这一轮调整中吃亏。此外，中国的商业模式可能会有较大变化，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新领域就是新基建。这一次中国以投资来带动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老基建，老基建虽然量大，但中央力推的是新基建。
新基建就是以5G为核心的新技术，随着这一波新基建的推广建设，未来两三年里，中国的5G占有率将达到一半以上，会完全改变中国的业态。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网上服务怎么真正的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但是未来5G的应用前景非常广阔，不光是网络会议，网络教学方面，其他方方面面都会渗透进生活。疫情下国际环境很复杂，很多企业、评论家，往往会把一些短期现象夸大为长期趋势，对未来比较悲观，但中国在过去的时间里，在基础制造业方面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如果这次能趁着新基建把5G网络建成，那在通信和信息服务领域肯定会成为世界第一阵营。
（主持人问：疫情使得一些全球供应链发生断裂，中国可能在国内市场寻找替代品，我们有一个问题，您好像对这个展现出了乐观的情绪，更多人认为中国只有在更广阔的全球化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怎么平衡更多的全球化和向内寻找的矛盾？）
全球化不会停下来。全球化会发生调整，但是大家不要把调整看作是对准中国，认为是“去中国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阶段，中国一些产业转移出去是有合理性的。比如服装鞋帽这种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因中国的工资水平不可能支撑太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产业转移出去，自己的产业又进行升级，所以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实际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国际分工只是重新调整了一下，以前是中国直接向日本出口，现在不直接出口，而是由东南亚直接出口，中国已经往上游走了。
中国本身市场足够大，已经是零售世界最大的市场，自己的厂商供应中国，其实就已足够，即使没有国外市场，中国也可以发展起来。
主讲嘉宾：
张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兼执行院长、国际金融家论坛主席
我想讲一下我最熟悉的两个产业在疫情之后的发展和改革上的一些问题，这两个产业是金融和教育，教育主要是指高等教育。
大家可能都知道，相对而论，制造业是中国的强项，而教育和金融是中国的软肋，中国今后的经济的发展主要是要靠创新驱动，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金融是科技创新的两个最大的支柱。这两个产业在美国相对比较优势，美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和金融是美国非常强的两个行业，有很多中国客户。疫情以后全球矛盾可能会激化，中美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脱钩，当然我们希望是避免，可能会对中国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不过，疫情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机遇。
先说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最近这些年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高校的教学和科研的水平与世界顶尖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教学和研究往往与实践当中最前沿的一些领域有脱节。研究比较注重数量，而忽略质量。招生和培养整个过程偏重考试、考分，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不够强，不太能够满足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需求。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关键是在于教育主要是依赖于政府的拨款，搞笑用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管理办法来管理学校，包括配置资源，而不是根据教育和科研本身的一些规律来进行管理和配置资源。所以高校的人事、财务、招生、培养过程，郑哥一套体系是所谓事业制的方法，很多规章制度非常陈旧、过时，所以需要有大幅度的改革和创新。
建议开放多种办学模式，现在的模式主要是行政拨款，这个模式带来的问题我也说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其他模式。比如在世界上排名顶尖的一些大学，当中有很大比例是美国的所谓的私立大学，就是他们是鼓励用民间和社会的捐赠来创办这个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国不能完全照搬，但是可以借鉴。
还有一种是大学部分地引入民间和社会的资源。办一个学院，可以是有更多的民间和社会的捐赠来办，模式更国际化，按照教育和科研的规律来办，而不是按照一个行政体制的方法来办。
最后一种模式是让国际一流大学进入中国办学，这个目前已经在试点。比如上海的纽约大学、昆山的杜克大学。在今后的几年，这个模式会有更大的发展。而且这个模式可以创新，需要进一步改善，更大幅度地开放。中国教育有多种模式办学，多条腿走路，最终使教育能够达到世界顶级的水平，更好地为中国创新、科技水平、经济发展做服务。
金融方面，中国金融产业有三个主要挑战，分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创新型企业的上市问题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在疫情后，这三方面可能有更大的改革和开放的机遇。
第一，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们讲了很多年，这次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这个问题更为尖锐。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考和改变这个问题的时机，要有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模式。
新的模式是要探索和试点多种产业组织结构的模式，什么叫产业组织结构的模式？中国金融主要还是国有金融机构在主导，尤其是国有银行。在这种情况下，要走金融科技的新方向有一定难度。有一种模式目前正在探索，就是国有金融机构开金融科技子公司，比如中国的五大银行、国有银行都建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
但是这种组织结构由于种种原因，这段时间碰到了不少问题，在人才的引进、创新方面有一些障碍。国有银行和金融科技合作可以借鉴混合所有制的模式。
中国资本市场的培育、发展和壮大要考虑怎么样让创新型企业更容易地在资本市场里面融资，包括上市。去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试点了科创板和注册制，最近又推广到深交所。疫情以后，因为种种原因，例如逆全球化的一些矛盾、争议，会对境外上市企业带来一些问题和风险，不排除有不少企业要回归，甚至一些新型优秀企业会选择在境内上市和融资。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遇。但是现在科创板包括注册制，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退市制度，因为注册制和科创板，企业上市的条件相对放松，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通过对企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时候要有更严谨、严格的淘汰机制，这一项要尽快地提上议事日程。
还有一个方面是信息披露造假的问题怎么来解决？过去这一年也在探索，对造假处罚的力度需要再加大，而且要有多方面的处罚。除了行政处罚外，要有刑事包括民事的处罚。只有真正加强造假的处罚力度，才有可能真正把注册制做得更好。同时也要吸引境外企业来中国，来上交所、深交所上市。
人民币国际化要在境内做试点。受疫情影响，大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紧迫感会有所加强。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人民币在贸易下的兑换和使用没有大问题，因为大家都要买中国的产品，可以很自然地可以用人民币。但为什么现在人民币在国际上面的结算比例还非常低呢？主要原因是人民币不容易拿到，而且即使拿到了，对方不愿意持有人民币，因为人民币没有真正的和国际市场自由连通、完全开放，所以大家贸易的时候不用人民币结算。
我的建议是，将上海自贸区的新片区作为试点，建立人民币金融自由贸易港，对境外全面开放，但是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完整的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汇率市场、衍生品市场，鼓励境内外的企业都来进行人民币的投融资。
这个市场在开始时，通过自由贸易账户来进行有效的隔离，是一个离岸市场。但它不是西方讲的传统离岸的概念，不做传统的离岸业务，它是建立在以人民币定价结算的基础上，对境外全开放的，包括各类股权、债权、期货衍生品的交易市场，为国内外企业，包括 “一带一路”企业，提供全球化的人民币投资、融资和风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为了控制风险，这个新片区的全开放的人民币金融市场和境内的人民币市场是有限的隔离，并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实现风险可控、全信息的连接和渗透，争取在今后五到十年或者十五年到二十年，逐渐和境内人民币市场打通。这个试点不是为了和国际脱钩，而是为了让人民币更好地进入全球化的体系，需要有大量的国际参与者，包括国际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
过去这一年我国已经在吸引境外的投资机构，有了一些大的开放政策，如果能建立人民币金融自由贸易港，动作可以更大，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诺奖得主：现代经济学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领域 而是一个讨论逻辑的领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停摆。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需求供给双重冲击,任何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值。此变局关键时刻,凤凰网财经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邀请政商学企界嘉宾通过线上形式解析全球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全球蔓延的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是否令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更具挑战性?”全球化”会不会因此走向终结? 5月8日,凤凰网财经总监张涛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比吉特·班纳吉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一场《危机对话》。
作为一名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妻子埃丝特·迪弗洛共同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做出卓越研究和贡献”的经济学家,班纳吉和迪费洛便是其中两位。
在本次凤凰连线的最后环节,凤凰网财经向班纳吉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有位中国哲学家在临终时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此,班纳吉回答道,“到我生命将结束时,我会认为,世界变得更好了。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了世界的巨大进步,当然也看到了巨大的问题。”
班纳吉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潜在的灾难,希望人类能意识到并为此采取行动。“这次疫情让人类意识到轻视自然的力量是危险的。”
不过,班纳吉同时提到,在全球范围内贫困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处于极度贫困的人口锐减,包括中国,孟加拉,越南,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等(都在治理贫穷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步)。这些事情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同样的力量也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好的变化。
以下为凤凰网财经与班纳吉对话实录:
凤凰:你可怜的经济学十年前出版,列出许多贫困的原因。在我的理解,许多人出生贫穷。目前,由于全球爆发的冠状病毒,一些人陷入贫困。你有什么解决方案这种新的贫困?
张涛:您十年前的著作《贫穷的本质》,提到了很多贫穷的成因,但我理解书里讲的很多人是天生贫穷。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出现衰退,造成了很多人开始陷入贫困;针对日益加剧的贫困现象,您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Banerjee: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会长期贫困,我想这是太早关闭这本书。我认为我们已经看到,那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经济迅速复苏。大部分的穷人基本上是更少的可怜的人,因为他们现在挣钱。我们也会重新开始赚钱和恢复经济地位。我认为大多数穷人将失去他们的储蓄。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储蓄。这不是长期贫困的根源。
班纳吉:我并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造成长期贫困,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事实上大多数穷人已然通过工作赚钱而摆脱了贫穷,现在也一样。诚然,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并将快速恢复,人们也将再次开始赚钱摆脱贫穷。有些人会因为失去部分积蓄而变成穷的人,但他们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存款;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他们长期贫困的根源。
凤凰:在你的书好经济学,你提到这引起社会分裂和,缩小空间的对话和越来越水平的两极分化。在大流行,我们注意到这一现象已经变得更加明显和严重。这个社会混乱和两极分化的根源是什么?
张涛:在《好的经济学》一书里,有一个观点:社会严重撕裂和对立,对话的空间在缩小,两极分化严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这种“撕”裂现象越发严重,造成这种灾难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Banerjee:我认为极化始终是一个选择。政客们呆的地方,他们将利用这个机会指责别人。声称你知道民族主义姿态,或者你知道的优势和劣势,谁是负责任的。我们绝对看到现在。但它的一件事,我认为,当人们害怕,总是人们会在心灵的角落里。说你知道“这是负责任的人吗?“这是应该谴责的人吗?我认为很容易。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在不失去我们的信心建立信任,我们能做的,我们不应该缩成一群人担心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我们的和平当人们看到的东西,忽略它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政府的角色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可以一起做。那是最好的方法。
班纳吉:我认为两极分化是一直存在的。对于那些想把自己置身事外的政客来说,他们会利用现在这个机会来指责他人;或是为民粹主义呐喊,或是讨论优越和低劣,或者指责某些国家来负责。当人们感到恐慌时,大脑的某一角落总会冒出一些想法,比如,“这个人该对此负责吗?”“我们该指责这个人吗?”人们很容易这样想。我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信心,坚信我们不会失去,坚信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不应该退缩,变成担心后果的一群人。当我们看到挑衅性的事情时,应该保持平静。我认为这是对国家,国际社会,对我们共同努力的坚信,这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凤凰:在你的书好经济学,你愿经济学又大。我个人的感觉是,人们喜欢接受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但不能理解经济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家的意见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吗?
张涛:《好的经济学》里有一个观点,让经济学再次伟大。我的一个感受,很多对于经济学家的误解和批判,其实是因为人们往往容易接受某一种经济学观点,但很少有人系统地从经济史学的角度去验证经济学观点的成败得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能更好理解经济学家观点的局限和成功之处?如果人们更具备经济史学的眼光,他们的判断和认知会不好好一点吗?
Banerjee:我不确定我特别理解,你知道这是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经济公平的做的就是表达的已知性质经济证据。通常不是证据,你不能读天真。你需要思考为什么,不一定可靠的证据。和解释它。我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相信我们可以取得进展。我们的书的重点是良好的经济困难时期,是给我们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原因。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只是域的声明。这是讨论逻辑的一个域,我们进入的证据,认为如何解释和误解。仔细,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试图做的书中尤其是其他人,特别是读者,了解如何参与这个过程,自己调查的证据,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不同的解释。来看看如何整合一系列证据,连锁在一起更强的情况下。项目的这是我们的书,希望能让人们欣赏他们为什么要挖经济学更严重的是,不会谈的意识形态,但作为一个来源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事实。
班纳吉:我认为经济学要做的就是传递已知的经济证据本质。这些证据往往不是人们天真以为的东西,你需要思考为什么这些证据是可靠的,或是不可靠的,并且小心地解读它。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我相信一定会进步。我们这本书的重点是艰难时期的好经济,是让我们了解现代经济学是如何推理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领域,也不是发表声明的领域,而是一个讨论逻辑的领域。我们会深入研究一些证据,并思考它们是如何被解读和误读的。
其实我们在书中也试图让读者去理解如何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让他们自己去探寻证据而不是想当然,让他们对不同的解读持开放态度,并试着看如何把各种证据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更有力的论据。这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希望这能让人们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更认真地研究经济学,不要把它作为意识形态对话的来源,而是作为科学态度和科学事实的来源。
凤凰:好经济学,你列举一些原则和试图传达给读者。如果你只可以选择一个规则为你的读者,你会选择哪一个?
张涛:《好的经济学》想向公众传达的几个观点,如果做个排序,会怎么排?
Banerjee:我们列在好的经济学原理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则是怀疑的原则。我认为的,而不是被证据说服看起来似是而非的。或替代解释开放的原则。所以试着询问他们的数据看或看这种方式,但它没有。通常我们最终在错误的地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解释的证据。现在,如果我们不认为替代足够的理由,我们的天真地行动。所以我认为也许怀疑的原则开放不同的解释是天生愿意不信任简单公式。你知道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我们需要考虑自己的情况。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食谱。
班纳吉:在这本书所列出的原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怀疑”原则,不要轻易被看似合理的证据说服,要对其他解释持开放态度。我们要试着去深究那些可能看起来是这样,但不一定只能是这样的数据。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没有深究这些证据背后所有可能的理论。我想传达的“怀疑”原则是,对不同解释持开放态度,本能地不相信简单公式。要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我们需要独立思考每一种可能。
凤凰:在大流行疫情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你的解决方案对于今天的经济是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灾难性的经济更好的情况吗?
张涛:在全球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如何让经济继续向好吗?
Banerjee:词的流行,我认为我们可以,我想,大概和坦率地说,这将是一个直接的需求冲击,很多人会失去他们的赚钱能力,因此在短期趋势是消费能力。如果我们不恢复支出能力,那么经济会萎缩。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简单经济的教训是,政府应该能够撞经济,以便供应部队必须在需求。
和自然经济力量坚持供应需求,需求和进一步的收入,然后再进一步的需求。我认为连锁将重新开放。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样做。
班纳吉:我想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疫情导致了需求锐减。许多人会丧失收入能力,从而短期内失去消费能力。而如果消费能力得不到恢复,将会出现经济萎缩。最重要也最简单的经济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应该采取经济刺激手段,以使得供给与需求相互匹配。自然的市场经济运行中,有效供给会创造相应的需求,需求体现收入和购买力,并进一步扩大需求。我认为这个链条将会重新启动,能否做到这一点对经济向好至关重要。
凤凰:《经济学人》最近发表的一篇封面出生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你共享相同的观点吗?你对全球化的看法是什么?
张涛:全球化遭遇到重大挑战,《经济学人》近期的封面文章是,全球化终结。全球化终结了吗?
Banerjee:事实上,我还不是特别悲观的全球化。我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中国供应程度取决于例如是如此巨大,无论我不相信这将是结束。我只是觉得这是,你知道也许他们交换将一点。但我不,最后我不相信全球化会结束。我想也许一个特定水平的对全球化的热情就会受到质疑,或许应该质疑一下,因为我觉得也许有天真的承诺在某些圈子里。但我认为总体上我不相信这将是全球化的终结。
班纳吉:实际上我对全球化并不十分悲观,但我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全球供给链对一些国家,比如中国,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全球化会很快终结。我只是认为,也许汇率会为了适应这一点而有所变动。人们可能会对之前全球化过热的现象提出质疑和反思,这种质疑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之前在一些贸易圈内的承诺过于幼稚。但总体而言,我不认为这会是全球化的终结。
凤凰:中国哲学家问了一个问题在他的生命将结束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吗?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张涛:中国有一位哲学家在临终时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您的答案是什么?
Banerjee:在我生命的结束,我相信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我仍然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看到了巨大的改进,巨大的问题。我认为气候问题是潜在的灾难。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我希望我们能,特别是这次大流行可能说服我们,你知道玩弄自然力量是危险的。我认为,另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多。很多人曾经是极度贫穷现在更少的极度贫穷。巨大的减少世界贫困,不仅在中国,在很多地方在孟加拉,在越南,在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所以我认为将有助于在所有这些事情,造成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觉得同样的部队将对世界做更多的好事。
班纳吉:到我生命将结束时,我会认为,世界变得更好了。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了世界的巨大进步,当然也看到了巨大的问题,我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潜在的灾难,我希望人们能意识到并为此采取行动。这次疫情让我们知道,轻视自然的力量是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贫困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处于极度贫困的人口锐减,包括中国,孟加拉,越南,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等(都在治理贫穷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步)。这些事情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同样的力量也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好的变化。
编者注: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该实验室是贫困行动创新研究的附属机构,也是金融系统和贫困联合会的成员.2019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由阿比吉特·班纳吉等三人摘得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Banerjee:我不确定我特别理解,你知道这是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经济公平的做的就是表达的已知性质经济证据。通常不是证据,你不能读天真。你需要思考为什么,不一定可靠的证据。和解释它。我认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相信我们可以取得进展。我们的书的重点是良好的经济困难时期,是给我们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原因。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只是域的声明。这是讨论逻辑的一个域,我们进入的证据,认为如何解释和误解。仔细,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试图做的书中尤其是其他人,特别是读者,了解如何参与这个过程,自己调查的证据,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不同的解释。来看看如何整合一系列证据,连锁在一起更强的情况下。项目的这是我们的书,希望能让人们欣赏他们为什么要挖经济学更严重的是,不会谈的意识形态,但作为一个来源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事实。
班纳吉:我认为经济学要做的就是传递已知的经济证据本质。这些证据往往不是人们天真以为的东西,你需要思考为什么这些证据是可靠的,或是不可靠的,并且小心地解读它。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我相信一定会进步。我们这本书的重点是艰难时期的好经济,是让我们了解现代经济学是如何推理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领域,也不是发表声明的领域,而是一个讨论逻辑的领域。我们会深入研究一些证据,并思考它们是如何被解读和误读的。
其实我们在书中也试图让读者去理解如何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让他们自己去探寻证据而不是想当然,让他们对不同的解读持开放态度,并试着看如何把各种证据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更有力的论据。这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希望这能让人们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更认真地研究经济学,不要把它作为意识形态对话的来源,而是作为科学态度和科学事实的来源。
凤凰:好经济学,你列举一些原则和试图传达给读者。如果你只可以选择一个规则为你的读者,你会选择哪一个?
张涛:《好的经济学》想向公众传达的几个观点,如果做个排序,会怎么排?
Banerjee:我们列在好的经济学原理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则是怀疑的原则。我认为的,而不是被证据说服看起来似是而非的。或替代解释开放的原则。所以试着询问他们的数据看或看这种方式,但它没有。通常我们最终在错误的地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解释的证据。现在,如果我们不认为替代足够的理由,我们的天真地行动。所以我认为也许怀疑的原则开放不同的解释是天生愿意不信任简单公式。你知道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我们需要考虑自己的情况。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食谱。
班纳吉:在这本书所列出的原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怀疑”原则,不要轻易被看似合理的证据说服,要对其他解释持开放态度。我们要试着去深究那些可能看起来是这样,但不一定只能是这样的数据。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因为我们没有深究这些证据背后所有可能的理论。我想传达的“怀疑”原则是,对不同解释持开放态度,本能地不相信简单公式。要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我们需要独立思考每一种可能。
凤凰:在大流行疫情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你的解决方案对于今天的经济是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灾难性的经济更好的情况吗?
张涛:在全球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如何让经济继续向好吗?
Banerjee:词的流行,我认为我们可以,我想,大概和坦率地说,这将是一个直接的需求冲击,很多人会失去他们的赚钱能力,因此在短期趋势是消费能力。如果我们不恢复支出能力,那么经济会萎缩。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简单经济的教训是,政府应该能够撞经济,以便供应部队必须在需求。
和自然经济力量坚持供应需求,需求和进一步的收入,然后再进一步的需求。我认为连锁将重新开放。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样做。
班纳吉:我想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疫情导致了需求锐减。许多人会丧失收入能力,从而短期内失去消费能力。而如果消费能力得不到恢复,将会出现经济萎缩。最重要也最简单的经济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告诉我们,政府应该采取经济刺激手段,以使得供给与需求相互匹配。自然的市场经济运行中,有效供给会创造相应的需求,需求体现收入和购买力,并进一步扩大需求。我认为这个链条将会重新启动,能否做到这一点对经济向好至关重要。
凤凰:《经济学人》最近发表的一篇封面出生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你共享相同的观点吗?你对全球化的看法是什么?
张涛:全球化遭遇到重大挑战,《经济学人》近期的封面文章是,全球化终结。全球化终结了吗?
Banerjee:事实上,我还不是特别悲观的全球化。我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中国供应程度取决于例如是如此巨大,无论我不相信这将是结束。我只是觉得这是,你知道也许他们交换将一点。但我不,最后我不相信全球化会结束。我想也许一个特定水平的对全球化的热情就会受到质疑,或许应该质疑一下,因为我觉得也许有天真的承诺在某些圈子里。但我认为总体上我不相信这将是全球化的终结。
班纳吉:实际上我对全球化并不十分悲观,但我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全球供给链对一些国家,比如中国,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全球化会很快终结。我只是认为,也许汇率会为了适应这一点而有所变动。人们可能会对之前全球化过热的现象提出质疑和反思,这种质疑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之前在一些贸易圈内的承诺过于幼稚。但总体而言,我不认为这会是全球化的终结。
凤凰:中国哲学家问了一个问题在他的生命将结束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吗?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张涛:中国有一位哲学家在临终时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您的答案是什么?
Banerjee:在我生命的结束,我相信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我仍然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看到了巨大的改进,巨大的问题。我认为气候问题是潜在的灾难。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我希望我们能,特别是这次大流行可能说服我们,你知道玩弄自然力量是危险的。我认为,另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多。很多人曾经是极度贫穷现在更少的极度贫穷。巨大的减少世界贫困,不仅在中国,在很多地方在孟加拉,在越南,在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所以我认为将有助于在所有这些事情,造成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觉得同样的部队将对世界做更多的好事。
班纳吉:到我生命将结束时,我会认为,世界变得更好了。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了世界的巨大进步,当然也看到了巨大的问题,我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潜在的灾难,我希望人们能意识到并为此采取行动。这次疫情让我们知道,轻视自然的力量是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贫困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处于极度贫困的人口锐减,包括中国,孟加拉,越南,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等(都在治理贫穷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步)。这些事情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同样的力量也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好的变化。
编者注: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该实验室是贫困行动创新研究的附属机构,也是金融系统和贫困联合会的成员.2019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由阿比吉特·班纳吉等三人摘得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Banerjee:事实上,我还不是特别悲观的全球化。我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我认为中国供应程度取决于例如是如此巨大,无论我不相信这将是结束。我只是觉得这是,你知道也许他们交换将一点。但我不,最后我不相信全球化会结束。我想也许一个特定水平的对全球化的热情就会受到质疑,或许应该质疑一下,因为我觉得也许有天真的承诺在某些圈子里。但我认为总体上我不相信这将是全球化的终结。
班纳吉:实际上我对全球化并不十分悲观,但我认为全球化的程度可能会有所变化。目前全球供给链对一些国家,比如中国,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全球化会很快终结。我只是认为,也许汇率会为了适应这一点而有所变动。人们可能会对之前全球化过热的现象提出质疑和反思,这种质疑是必须的,因为我觉得之前在一些贸易圈内的承诺过于幼稚。但总体而言,我不认为这会是全球化的终结。
凤凰:中国哲学家问了一个问题在他的生命将结束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吗?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
张涛:中国有一位哲学家在临终时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您的答案是什么?
Banerjee:在我生命的结束,我相信世界会变得更美好。我仍然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看到了巨大的改进,巨大的问题。我认为气候问题是潜在的灾难。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我希望我们能,特别是这次大流行可能说服我们,你知道玩弄自然力量是危险的。我认为,另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多。很多人曾经是极度贫穷现在更少的极度贫穷。巨大的减少世界贫困,不仅在中国,在很多地方在孟加拉,在越南,在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所以我认为将有助于在所有这些事情,造成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觉得同样的部队将对世界做更多的好事。
班纳吉:到我生命将结束时,我会认为,世界变得更好了。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了世界的巨大进步,当然也看到了巨大的问题,我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潜在的灾难,我希望人们能意识到并为此采取行动。这次疫情让我们知道,轻视自然的力量是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贫困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处于极度贫困的人口锐减,包括中国,孟加拉,越南,巴基斯坦,印度,柬埔寨等(都在治理贫穷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步)。这些事情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同样的力量也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好的变化。
编者注: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该实验室是贫困行动创新研究的附属机构,也是金融系统和贫困联合会的成员.2019年10月14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揭晓,由阿比吉特·班纳吉等三人摘得奖项,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诺奖得主与高校教授5月8日9点直播链接：
https://zhibo.ifeng.com/video.html?liveid=132970
昨天中美英五大佬详细文章链接：
凤凰独家|驻美大使崔天凯：不能任由少数人把中美关系拖入冲突对抗的境地
凤凰独家|张五常：政府花钱远不及减税 所有中小企业应免税一年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企业回国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必须听取各国企业家意见
朱云来：经济周期的运转就像骑一辆自行车，只要一停下车就会倒
凤凰独家|美联储原副主席：新冠疫情破坏力比大萧条更强 从业50年没见过
凤凰独家 |英国金融局前局长特纳：欧央行未来可能要为意大利买单
凤凰独家|华尔街私募之王警告：新兴经济体复苏难上加难 现在抄底为时过早
日本学者：每减少一个中国游客，日本预计损失1.6万元消费
中美英五大佬观点概要
凤凰网财经启阳路4号出品，文｜凤凰网财经主笔易典
“九言劝醒迷途仕，一语惊醒梦中人。” 这可能是一场让人醍醐灌顶的巅峰对话。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至今已经105天。疫情全球爆发，疫情中心从武汉转移到纽约，疫情防控与经济危机成为国际热门话题。过去的四个月，我们听到了无数专家对于疫情和经济的解读，却依然有许多迷思：
2020年到底怎么了？我们该如何面对疫情？该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摆？疫情之后的世界会变得如何不同？
“众人拾柴火焰高。” 局势复杂，更需要集思广益。
值此变局，凤凰网财经强势联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一场以“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与政策选择”为主题的线上交流，邀请国际政、商、学界顶尖大咖共商大事。
5月7日，五位国际政、商、学界大佬跨越中、美、英三国的时差，共同见证了一个史无前例、超高规格的重磅交流。
政界大咖有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前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特纳；商界大佬有被誉为“华尔街私募之王”的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学界大咖有“华人世界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
针对当前经济形势， 两位英美金融监管机构“掌门人”隔空“论战”：疫情已经引发金融危机吗？现在情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和30年代大萧条更惨吗？他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现在的经济危机到底到什么程度？大佬也众说纷纭。他们唯独在一件事上达成一致：“中国可能是恢复得最快的经济体。”
01、对于病毒，我们“一无所知”
子曰：“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有智慧的人更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
新冠肺炎是人类并不了解的新型病毒，多位嘉宾提到：这是史无前例的病毒，我们对它一无所知。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发言开头就提到：“尽管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在生物与药物的研究上皆有所成，但我对有关病毒的话题却近于一无所知。”张五常被誉为“华人世界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多次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中。同时他狂傲不羁、喜出狂言，在经济学圈获得“狂生”之称。
虽然自称对病毒“一无所知”，但张五常也给出了自己对病毒的理解：“从表面看，今天举世出现的新冠病毒跟欧洲十四世纪出现的黑死病很相似。二者皆传染力强，杀伤力强，而新冠病毒也有患者的皮肤呈现黑色。”
他对两者做了比较：“我有点怀疑昔日的黑死病与今天的新冠病毒可能是同一回事。昔日的黑死病源自老鼠，今天的新冠病毒源自蝙蝠。”
他直言：“蝙蝠不是有点像老鼠吗？”
相比张五常的“蝙蝠老鼠”怀疑论，前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对病毒的判断更严重：“在所有过去的案例中，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大的病毒，这也确实是我研究经济50年以来遇到的最具威力的‘经济周期事件’。”
对于疫情，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也给出了判断：“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历史性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综合性危机，公共卫生、经济金融、国际关系经历深刻变局。”
尽管如此，他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有人说，人类社会进入了至暗时刻，既回不到过去，又看不清未来。”面对2020年的魔幻开局，崔天凯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02、隔空“论战”：现在的危机到何程度？
虽然政商学界精英对病毒“一无所知”，但他们对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都有深度思考。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五位大咖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
如果从乐观到悲观程度排序，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特纳可能是多位精英中最乐观的人。 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曾是英国金融市场统一的监管机构。
身为监管机构前“掌门人”，他非常乐观：“我绝对不认为这场危机将导致金融危机。” 并相信：“我们不会看到大型银行的灾难性倒闭。”他给出的理由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建立了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的金融体系，银行资本更加充足，目前“系统是稳定的”。
相比特纳，其他多位大咖都认为当前的严峻程度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超过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到一个关键判断标准——失业率。“如果我们以昔日的准则，把失业率10%作为大萧条的衡量标准，现在地球上很多地方的失业率远超10%。”
他表示，我们不应该问“大萧条会不会出现”，而是要对已经出现的大萧条寻求解决方案。
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多惨？连天才经济学家都破产了。
张五常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两个经济学天才，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另一个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费雪。“我个人认为费雪是古往今来最杰出的经济学家，问题是曾经赚过很多钱的费雪，遇到1929年的大萧条而破产，连住所也要大学提供。”
名声显赫的“华尔街私募之王”、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的判断：“这次新冠疫情及其影响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人想象得到，如今病毒也会导致接近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高失业率。”
他话锋一转表示：“这一切可以说是自愿选择的结果， 是有意为之，是为了保护全世界的公民免受病毒侵害。”
如果说谁最悲观？莫过于前美联储“二把手”费希尔，他认为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费希尔坦言，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1929年经济大萧条都不及这次的疫情“有破坏力”，因为这次危机是由“非经济因素”（新冠病毒）引起的，“目前除了让人们停工停产直至疫情得到控制外，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案。”
这位曾担任过以色列央行行长、美联储副主席的金融高官也流露出无奈之情：“这起码是我职业生涯中未曾处理过的问题，我们现在也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他表示美国的疫情的还没完全控制住：“这件事也还没有结束，几乎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可能还会有第二轮、第三轮的爆发，抗疫之路道阻且长。”
美联储高官眼中的无解难题，在驻美大使崔天凯看来有一解局之道——“在疫情面前，我们需要携手合作而不是以邻为壑，需要团结一致而不是相互指责。”
“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能成为孤岛、独善其身”，崔天凯直言要记住“历史的教训”。历史上的两场危机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1930年前后的“大萧条”时代，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盛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诱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主要经济体紧密协作，成功阻止了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03、唯一共识：中国将最快复苏
虽然不同大咖对当前情况的判断不同，但他们都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可能是最快复苏的国家，中国的复苏可能比其他一些经济体更强劲。
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特纳援引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报告，表示“中国的复苏可能比其他一些经济体更强劲”。
据IMF报告，预计疫情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了1.4%，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远小于对发达经济体。IMF预测，受疫情影响，预计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放缓4.8%。
华尔街大佬苏世民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直言：“中国很可能是恢复得最快的经济体。”
他列举了两条理由：首先，中国是第一个面对疫情的国家；其次，中国的消费者和体制决定了，人们很快能恢复生产开始工作。“旅行限制刚刚放开，你就可以看到航空和火车售票的即时反应。”
“虽然不会马上恢复， 但我认为在中国，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会比其他经济体更迅速。”
身为“华尔街私募之王”，苏世民可谓是华尔街的“中国通”，并在清华大学捐建了苏世民学院。他分析：“就传染性而言，中国的感染人数受到了抑制，而且新感染该病毒的人非常少。因此，我认为有很多理由对中国的前景感到乐观。”
定居中国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表示：“我要在这里肯定中国内地对新冠病毒的处理。”
他回忆到， 之前有朋友并不认同，但看到“美国人口只中国四分之一，但感染病毒的人数却比中国高出十多倍，就认为我有先见之明。”他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我是个学者，可以不说，可能说错，但不能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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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驻美大使崔天凯也提到，中美两个超级大国要“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超越分歧、聚焦合作，努力化危为机。”
崔天凯在演讲中表达了美好的期望：“疫情是一场大考，我们需要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如果各国团结合作，阳光就能穿透阴霾，未来将灿烂美好。”
愿我们早日越过黑暗，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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