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新华网联合推出的投资者教育公益节目《国民财富大讲堂》第十二期播出。本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员祝宝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以及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等五位嘉宾围绕“一季度经济数据解读”展开了一场高峰对话。

 

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会根据经济运营情况公布经济数据，这也被视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温度计”。据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6.8%，三大产业也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而3月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日趋稳定，我国经济有了明显好转。对此，五位嘉宾分别分享了他们对一季度经济数据的理解和思考。

 

 

通过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看，二月份下跌得很深，虽然从三月份开始主要经济指标收窄，经济已经得到一定的修复，但总体来看，一季度经济下行较深。我个人认为一季度经济数据有五个特点。

 

第一，经济下行较深。假设没有疫情，今年一季度GDP在6%左右，考虑到2%的物价，一季度名义增长速度应该在8%左右。而实际上，一季度现价GDP只有5.3%，不变价GDP是-6.8%，经济损失相当于3万亿人民币，这个损失主要由政府财政、企业利润和工资性收入三方面承担。

 

第二，政策制定及执行难度增加。疫情同时冲击了供给和需求，但从绝对数看，生产端的影响好像小于需求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的消费支出，或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一块，尽管政府的需求收入下降，但是财政支出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小的。二是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对需求的冲击比较大，使得一部分产品的库存增加。

 

第三，物价及通胀水平不高。本来我们担心冲击主要是供给性的，价格往往上升。现在看既有供给又有需求，带来什么特点呢？就是需求没有下来的商品价格是上升的，需求下来的商品价格是下跌的，整个通货膨胀水平并不高，甚至未来一段时间通胀可能还是要往下降的。

 

第四，就业压力增大。经济下降了6.8%，对就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三月份的失业率比二月份稍好，大概只有5.9%。统计局还给了另外一个数字，三月份的就业比一月份下降了6%。如果把下降的6%也理解为失业人口，那么失业率就接近12%了，这个数字是跟最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爆出的数字是差不多的。

 

第五，收入增长速度按现价计算略微增加，大概增长了0.8%。当然收入增长就意味着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下降，正如刚才所讲，其实是企业和政府困难。在收入增长里面，很大的一块是转移支付，政府转移给贫困人口收入是增的，拉动了整个居民收入的大概0.2%，剩下工资、经营性收入还是略降了一点。

 

这些特点对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带来几个值得担心的问题。

 

第一，企业经营比较困难，利润下降比较快。从去年开始企业的整个利润都不太高，特别是工业企业，今年的利润可能下降更大，我估计工业企业的利润率要降30%左右。这么大的预期利润下降，对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来说，投资能力、生存会有很大的困难。

 

第二，刚才讲的就业问题。那么当然经济在好转反弹，可能还有一部分人陆续就业，但我们就怕看到第二轮，疫情扩散到世界各地以后，出口再下来，可能对企业有影响，对就业还会有影响。还有一些行业，像旅游、文化、家政服务等，就业的压力也比较大。还有另外一块，今年年终1300万新增就业，包括874万大学生，478万中专生还要出来工作，这个就业压力也比较大。就业压力比较大，收入就要有问题，消费增长就有可能不会太快，制造业明年投资也不会太快。

 

第三，财政、经营的风险。财政主要在基层，政府运转的问题，因为财政收入下降比较快，家庭的负债表在恶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在恶化、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有困难、这就可能把我们一部分经营机构拖进去，这就需要对经营机构、对企业、对这些家庭进行必要的救助，这是中央财政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第四，疫情第二波冲击带来的出口企业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进口业的中断，从供给端影响到原材料、零部件的进口。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几个问题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怎么看这些政策呢？我特别担心的是第二波疫情导致出口一旦下降比较快，中国的出口企业往往都是一些劳动技术水平比较高、劳动密集的相对较好的产业，这些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再开始恢复就比较困难。所以要保这些企业就比较重要了。这就是4月17号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从“六稳”转向“六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底线思维。面对这种局面，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救助企业，不要让企业倒掉，一旦疫情过去，马上可以生产。一旦倒掉了，再恢复生产就比复工复产难多了。

 

货币政策我认为今年的力度是不错的，也比较适应，财政政策在纾困期间做的也相当不错。我现在希望有没有一揽子政策出来，帮助现在回乡的农民工，农民工家庭还是农村的基数群体，在农村还有1.2亿没有出来的农民工，比如搞农家乐的。这一部分人，我认为二、三季度如果疫情还在发展，是需要去补贴的。城市这一块是要补贴的，还有一块是企业要保。

 

所以我觉得财政政策无论如何是需要扩大的。我提出了一个特别国债的概念，一是能不能搞纾困基金，支持这些企业。二是经营有风险，小银行不愿意贷款，那能不能给银行注资。当然，我们还有责任要去支持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一些作用，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增加中国的提款权、增加中国在国际领域里的发言权，这些都非常重要。特别国债可以做这些事，剩下的一般性债券、专项债都可以用来拉动消费。

 

我对经济主要的看法是慢慢会恢复，后面的经济增长可能是个小的V型反弹，但是月度不好说，可能是W型的，但二季度肯定比一季度好，三、四季度可能还要再看看疫情的发展。

 

 

到底怎么看一季度经济形势，以及以后的经济发展趋势？我认为应该认真研究4月17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对形势的判断非常精准，用两个“前所未有”进行了描述和概括，一个是指冲击前所未有，另一个是指挑战前所未有。

 

第一，冲击前所未有在经济数据上已经有所体现，一季度经济负增长6.8%，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近四十年罕见。这种冲击不仅是一次，而是二次。第一次是疫情在国内爆发带来的冲击，第二次是疫情在海外蔓延带来的冲击，这两次冲击叠加，放大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导致经济深度下滑。去年我在分析经济形势时，提出警惕经济螺旋式下行，我的分析判断是基于觉得供给侧和需求侧可能会形成负反馈，确实没料到疫情的两次冲击使经济出现了螺旋式下行。

 

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一季度的，应当说主要还是第一次冲击带来的影响。第二次冲击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预计会在二季度经济数据上有所体现。因为当前沿海地区的进出口都受到第二次冲击影响比较大，企业受到影响，也会导致就业等一系列的活动受影响。因此导致今年全年都不能乐观。

 

因为从全球看，疫情还在不断拓展和扩大，假如说全球疫情中心从欧洲移到了美国，那下一步可能就会移到印度，如果印度再出现更大的疫情，那对我们国家带来的影响也不能小觑。所以我们还得将当前全球疫情的变化作为衡量宏观经济运行及我国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去分析判断。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冲击前所未有不仅指的是一季度，还很可能是二季度或者全年。

 

第二，挑战前所未有实际是来自于内外的挑战，国内疫情冲击带来的挑战和国外疫情冲击带来的挑战。内外挑战叠加，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就是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要充分估计我们面临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之所以要充分估计，就是说不能小看了。

 

这个挑战恐怕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大家也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美国发动舆论战“甩锅”中国，去全球化过程中的去中国化……这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恐怕也出现了新的内涵、新的条件，我们要做战略判断，短期的形势要放在长期背景上看。如果说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有可能是一个高风险的轨道，那么短期的判断恐怕就不能仅仅基于当前的数据，还要长远地看，将长期以及我们可能进入发展的高风险轨道综合衡量，看到全年及以后的发展态势。所以这个挑战可能不仅是运行层面的，也可能是战略层面的。

 

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统筹是非常有难度的，前不久我在卫健委开会的时候也谈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如何优化升级我们当前的疫情防控模式，这是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的关键。

 

如何实现疫情管控模式的升级？这里头有一些基本条件，或者说基本要素。一是死亡率，假如说新冠肺炎的死亡率能降到普通感冒的水平，死亡率降低，大家不恐慌，那么一切就可以恢复到常态。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检测，比如检测的升级换代，真正做到早发现。之前我们的发现往往是通过隔离，病发出来了，才发现，或是通过追踪密切接触者，对于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发现。现在随着检测能力的全面升级，不仅是早发现，而且是早早发现，有效隔离风险，这个条件非常重要。第三个条件是医疗资源不被挤兑。这三个条件具备了，疫情防控模式就可以进行升级，就可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到兼容，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都有可能了。

 

我觉得这些条件是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如果把这些问题撇在一边来看经济形势，可能有片面性。

 

 

一季度经济数据出来后，我有三个方面的感触。

 

一是一季度经济数据反映了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冲击。不论是从供给面、还是从需求面、还是从对中小微企业、各个群体，对消费、投资、出口等不同结构上，都在不断地印证我们在疫情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直观的感受。但是我认为有两部分内容在一季度数据中没有充分显示，一个是疫情在国际上的蔓延对我国再次的影响，出口虽然已经下降了，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国际社会的需求下降可能对我们出口企业的影响。另外一个是疫情直接冲击后带来的一些次生影响，包括可能的一些失业，包括可能对金融机构经营压力带来的冲击。

 

二是从货币金融角度，把经济数据与货币金融数据结合起来看，一季度的货币和信用扩张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三月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是相当充裕的，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的金融政策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关注三个数据方面的不一致。第一个是中长期贷款的投向与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前是不一致的。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目前中长期贷款里面，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达到16.7%，但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是下跌最快的，达到了将近25%。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基础设施的中长期贷款增速达到了10.5%，但是基础设施的增速下跌的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两个数据也不一致。这可能反映了金融数据是前瞻的，可能在二季度我们可能会看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速的反弹，但是当然我们也要关注，资金流到这些企业最终能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增速的恢复。

 

第二个是住户部门的存款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住户部门的名义增速取得了一点正增长，但住户存款一季度同比达到了13%，高于疫情经济增长，反映了住户部门在疫情冲击情况下，对边际存款、边际储蓄的倾向是有所增加的。这种环境下，居民获得的收入可能更大的比例是以存款的形式储蓄起来。

 

第三个是M2和M1的增速不一致。一季度在各种金融政策的作用下，M2增速较高，达到了10.1%，M1增速仍然保持在5%。具体看，在M2里面，企业的定期存款、其他存款和住户部门存款增速变化比较快，这也就是说目前的金融政策资金流到了企业和个人手上，但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活跃度。要提高经济的活跃度，可能还需要我们的政策方面进一步的着力。

 

三是4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里面提到了一个判断——前所未有，我认为“前所未有”反映了我们对疫情的独特性和严重性的判断。如果进一步引申，意味着政策的应对就不能够固守成规，很多政策上的框不能够在这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面前，仍然不得不去受种种约束，所以要更加解放思想，更加积极有为。从现在来看，一季度的政策更多的是着眼于救助和经济的恢复，有助于支持疫情的防控和经济的托底。从政治局会议以来，政策开始=在坚持“六稳”的基础上转向更加强调“六保”，对于扩大内需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等等做出了更具体的部署。

 

但我觉得这里应该更加突出财政方面的作用，财政“六保”方面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越是在困难时期，财政越是需要逆经济周期来做更多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进一步推动。一是需要把财政和货币更好地结合起来。中央银行推出了1.5万亿人民币的再贷款，再贴现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复苏，但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要想真正的投放下去，它的不良率会比较高，目前仅仅2%的利差保护不足以覆盖这个信用利差。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各地的担保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一些作用，使一部分的政策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让中小微企业真正获得这一部分贷款，推动他们的恢复。

 

二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在民生救助、援助方面支出不少，但是没有建立直接的财政救助渠道。借这个时期，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做一个支出安排，另外更应该借着时机把这套体系建立起来，使中国能够增加一个可以直接着眼于民生、就业、失业等等的更加精准支出、救助的财政体系，使政策不再借助第三方组织不太准确或有多环节的推动，这样可以使着眼于民生、以人为本的财政政策共有基础来实施。

 

 

一季度不能单算经济账，因为当时中国处于抗击疫情这场战役的上半场，重中之重是遏制疫情的传播，从而为下一阶段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奠定基础，从这个角度还是交出了一个不错的答卷。当前开始进入了抗疫的下半场，也就是说未来几个季度，重心转向了经济抗疫，政策应该积极的发力，尤其是大陆的纾困来应对全球的经济大衰退。

 

所以回过头来看，一季度GDP增速是同比下滑6.8%，并不奇怪，因为当时是抗击疫情的上半场。我一直在一月份以来重申，抗疫这道题有三部曲，第一是控制疫情本身的蔓延，第二是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第三再去拉动或者刺激需求。这个答题的顺序要遵守，不能越过前两道直接跳到最后一道去刺激需求，因为大家如果发现疫情没有控制，外面的病毒还在散播，我当然不敢出去消费，这时候去刺激经济就隔山打牛起不了作用。上个月美联储的纽约分行的研究人员，专门回顾了一个世纪之前的全球大流感之后的经济上的经验，结论就是那些当时执行社交疏离和隔断措施执行的比较彻底和强烈的国家，后续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复苏水平就比较好，反之亦然。可见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抗疫的答题顺序很重要。一季度的抗疫上半场，中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是因为采取了合理的步骤，发挥了社会组织模式的优势，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率先扭转了疫情。

 

三月份疫情基本上稳住了，开始有序的复工复产。我们编制的大摩复工指数显示，到了今天，中国工业产能大致已经恢复正常了，现在进入了抗疫的下半场——经济抗疫，挑战更大，题目更难。

 

首先经济复苏的瓶颈不再是供给侧和生产端，而是转移到了需求端。与此同时欧美经济停摆时间是很长，全球GDP超过一半的地区都按下了暂停键，基本上可以断言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大衰退，是全球1929-33年大萧条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经济冲击，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胜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毫无疑问，中国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就业压力，继续大规模的一揽子的纾困举措来反哺企业和个人共度难关，避免当前的摩擦性失业转变成长期的结构性失业。所以在下半场，重点应该借助中国这些年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数字支付经济，比较发达的税务缴税体系来反哺实体经济，比如说给老百姓、给中小企业退税，精准的补贴，来度过这场全球经济的暴风雨，实现未来几个季度的“六保”和经济复苏，再接再厉，打好抗疫的下半场。这是我对一季度经济的反思和二季度的前瞻。

 

 

我对一季度和未来的经济形势主要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冬尽春来，V型反弹。也就是说应该可以预见，一季度-6.8%的增长是未来十年不会再见到的最低的增长数据，是过去的一个映射，并不代表未来。从未来讲呢，我们可以预计今年四个季度的逐季同比数据是逐季走高的，而且应该可以延续到明年上半年。

 

第二句话是内需反弹，遭遇外需倒春寒。如果说二、三月份人们关心的是疫情的控制和复工复产，那现在我们遇到了新的情况，复工一过月，订单开始被取消。所以三月份的数据，严格的讲，有可能是前面一个月和后面几个月中最好的一个月，恰恰是供需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注意到，如果从新增确诊的病例来讲，毫无疑问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峰值都已经见到，我们现在关键是关注它的回落的速度有多快的问题。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其实已经由停摆进入到起风的阶段，也就是说进入到逐步地复产复工，非常像我们三月初的状态。但从国际定期航线看，还是比正常水平少了60%，而除了大宗商品的贸易之外，很多货值更大的电子产品，更多都是靠航空货运来进行。这个能够看出，对我们的国际贸易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

 

第三句是短期靠政策托底，长期靠改革。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几个重要的判断，其中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有紧迫感。在之前的很多次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会议上，把托底的政策都已经布置得非常清楚，我自己概括为“434”。

 

当前面临的就业压力很大，总书记讲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复工复产，使大家有工作，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家庭生活就没有问题，国家经济也就没有问题。那对于农村居民怎么办呢？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我们可以在农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比如今年史无前例的发了一个关于植树造林的文，说全国要从南方到北方，根据节气温度的变化依次推开，确保完成今年植树造林的任务，也就是说农村务工人员可以在家种树。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的水利设施建设，农村的很多小的燕塘沟渠年久失修，我认为可以借这次机会，把水利设施做起来，增强防汛抗旱的能力。再比如美丽乡村建设的厕所工程，村村通的公路，4G通讯网络，电商基础设施等等，这都有利于解决没有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的收入。

 

还有一部分务工人员已经从农村出来了，但突然发现刚干了一个月就没活干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城市里现有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为了增强未来的潜力，还有一部分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我把它概括了一个词，叫“顶天立地”，顶天指高科技，立地跟我们每个务工人员都有关系。比如说你如果没了工作，你只要会骑电瓶车，就可以送外卖，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如果还再有一点才艺，还可以做直播带货，来解决吃饭的问题。如果以上三类都不能解决吃饭的问题，那就要通过失业救济的方法了。这就是我说的“434”中的第一个“4”。

 

既然要让务工人员有务工的机会，那我们就需要一些财政的项目。所以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发挥关键作用。财政要投一些项目解决用人用地用钱的问题。现在用人不是问题。用地，3月份国务院对于几大城市群下放了关于用地的审批权，使用地的审批速度变得更快了，所以暂时也不是问题。用钱，现在又有四个方法解决用钱问题，也就是我说的“434”的第二个“4”，包含预算内的提高赤字率、中央政府层面发行特别国债、地方政府层面发行专项债、促使融资成本下降（包括政策银行、商业银行，不仅不断带，还要加快信贷的投放）。解决了用人用地用钱的问题，接下来就是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重要的一句话，除了两个“前所未有”，就是要增强紧迫感，要抓紧行动。这是短期政策托底部分。

 

长期靠改革。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5000多个字，每一句话都很关键，不仅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关键、对机构业务、对企业、甚至对个人理财都很重要，值得每一个人去研究。这里面讲了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的市场化的自由流动会发挥未来经济的三大潜力。

 

一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我们一直担心产业链外移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只要中国有强大的市场，便是对全球产业链最强有力的吸铁石。二是关于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是否要做重新的判断，比如一些国家在某些技术领域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我们进行“卡脖子”，那实际上关键技术的突破主要取决于对于人的激励。只要人的激励到位，关键技术的突破都不是问题。专利可以管控，但是人依然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在这里面，我们要发挥自贸区的创新创业机会，用全球最优秀的人来帮助我们进行技术的创新。三是土地的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土地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如果土地可以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人可以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那我们就有了又有一轮的大城市化潜力的发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长期的增长的动力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