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面临经济发展的艰难时刻。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宏观研究员张玮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长期的，很可能引发国际贸易格局的重铸，甚至带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

 

而中国不仅要面对国内的“紧平衡”，更需面对长时间的外需回落。若想避免经济过度衰退，还是要从供给侧出发，从根源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科技创新。同时，要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从而稳住就业。

 

 

 

张玮认为，疫情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主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新冠疫情主要在中国境内，中国作为传统新兴经济体的“火车头”，受疫情影响的负面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会拖累整个新兴经济体。不过，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停产停工对欧美等国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的供给端。第二阶段，随着疫情在海外的集中爆发，尤其是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确诊人数的攀升，新冠疫情对于发达国家的影响不仅局限在供给端，更影响到了需求端，世界经济整体已经进入到供需两端的“紧平衡”。

 

由于美欧等国家确诊病例仍在增加，所以很难确定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会持续多久。不过，即便未来某个时点迎来了美欧疫情拐点，也不能等同于世界经济的企稳回升。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通常情况下，某个国家对于零部件的生产加工停顿两至三个月，这个国家就可能从该条产业链上被替换掉。

 

事实上，疫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当前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往后看，企业生产组装将更加具有“回迁性”。即，原本依靠跨国生产的某些产业链条，很可能因疫情影响被迁回本国内统一组装生产，至少这可以保证生产链条的完整性。

 

“这样做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海外参与生产的国家丢失订单，面临大规模裁员，就业压力凸显；二是跨国企业“回迁”表面上保证了生产的完整性，但却被动增加了成本，企业利润受抑制。”张玮表示。

 

 

全球经济震荡对中国外贸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张玮表示，目前来看，中国不仅要面对国内的“紧平衡”，更需面对长时间的外需回落。不过，这种外需回落是结构性的，并不是所有贸易品的普遍走势。中国传统制造业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作用必不可少，相信部分商品的外部需求会不降反升。

 

对于国内经济，张玮表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今年的经济节奏：“一季度靠货币，二季度看财政，三季度见效果。”

 

他认为，一季度最重要的事情是保证企业享有足够的现金流，帮助企业“挺过”疫情。财政发力“稳经济”这类诉求固然重要，但在宏观政策上要分清主次，讲求时间。所以一季度首先要依靠货币政策，解决企业的流动性问题。只有先保证企业“活着”，才能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发力来“稳经济”。预计企业平稳向好的拐点出现在一季度末，所以才有“一季度靠货币，二季度看财政”的说法。

 

“保证企业‘挺过’疫情，是‘稳就业’必不可少的事。在‘六稳’中，稳就业排在第一位，比“稳经济”更为重要。所以，货币政策的发力是不得不做的，这便是‘靠’字的缘由。”张玮说，而二季度的财政力度不见得会如预想的那样大，毕竟“只要就业稳住了，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

 

“这或许意味着，当财政赤字既定时（假设3.0-3.5%），政府部门不会发行太多国债和地方债，不必承担过高的杠杆风险。发债预期弱化了，财政收入随之下降，赤字不变，‘稳经济’需要的财政支出也会弱化。”张玮认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缺口”不用填补。相反，政府杠杆率相对健康，也减免了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恶化的风险；财政赤字不过高，对人民币汇率也就不会产生过大的拖累。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关于全球经济是否会出现危机，甚至重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讨论不绝于耳。

 

“经济衰退和危机是两个概念，衰退不一定意味着会发生危机。事实上，目前世界各国都在陷入新一轮经济衰退，从长周期角度来讲，陷入衰退的原因是全球没有新的经济增长发力点，没有足以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那样能够肩负得起经济繁荣的科技创新。再加之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各国都不得不面对经济走向衰退。”张玮说。

 

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若想避免经济过度衰退，还是要从供给侧出发，从根源上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鼓励科技创新，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除此以外，为了应对潜在的债务危机，还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延长债务久期，让企业享有足够的流动性。

 

在此过程中，银行应当发挥作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而若想让商业银行有意愿降低实体融资成本，首先就要降低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包括降低存款基准利率、降低MLF利率、降低准备金等。对于保险机构，更多应发挥险资的中长线投资职能，从金融市场股权和股票投资的角度，为实体部门提供长线资金。

 

对于“新基建”能否成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进一步衰落乃至遭遇经济危机的解药，张玮表示，在经济“补缺口”方面，新基建有别于传统的“铁公鸡”，更多被赋予了科技成分。但新基建数量有限，投入产出相对滞后，因此新基建不足以单独挑起我国应对经济衰退的大梁。考虑到财政成本，预计我国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会逐渐放开，之后会经历一定时期的“阵痛”，但可以避免盲目“逆周期调节”带来的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