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发展动因、体制机制创新等作出了深刻阐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关于新型生产关系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重塑并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说，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路径就是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健全的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在部署改革任务时，又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专列出来，这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和发展是硬道理等基本认识是一致的。总的原则就是：经济是基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根本目的。

 

从我国的改革历程来看，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革要始终紧紧扣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推进各方面改革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避免出现一盘散沙或者改革任务的简单堆砌，片面推进、单方面突进都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一定是有逻辑关系的，这个逻辑关系从方法上来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全会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上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对我国国情形成了科学认识，明确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革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也坚定了全党对改革的信心。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城乡全面铺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打破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束缚，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时候进行改革，既突出“全面”，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我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各个方面；又强调“深化”，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明确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仍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明确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可见，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对改革这项系统工程，尤其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规律认识的升华。

 

因此，要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就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仍然是经济改革，主要是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与上层建筑紧密相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基本观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最终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面临的时代要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完善以生产力的时代性为前提和基础。新质生产力发展或者说生产力进步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出现的，这个时代性特征就突出表现为数字化，数字化对新型生产关系提出了全面变革的要求。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变革要求。数字化对基本经济制度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一直以来，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产权边界清晰。但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一方面，由于数据天然地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界定其产权边界的成本有时比不界定还要高，而且不同于物质生产资料随消耗而减少的特性，数据的使用反而会使其价值增值，所以数据增值与数据生产、使用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清楚；另一方面，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又必须要有产权边界，否则会导致市场无效率。在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数据既界定好合乎市场要求的产权边界，又尊重其客观的公共性质，是对现行所有制实现形式提出的新要求。二是关于分配制度。我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鼓励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需要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按劳分配承认劳动存在差别，但劳动的差别不会太大，从而能够保证分配公平。但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的积累速度和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不仅比劳动更直接，甚至可能比物质资本贡献更大，若要起到激励作用，必然要给予相应的高报酬，如此可能会形成分配上的数字鸿沟，而且这一数字鸿沟的演化速度比物质资本要快得多。怎么解决数据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关系，是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遇到的新问题。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于政府作用，要做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在数字化时代，数据的类型是多样的，有些是私人性质的，有些属于企业专利研究或商业机密，也有些具有公共性质。这些不同类型的数据，所要求的所有制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管理体制也不一样，需要根据数据的性质建立新型的所有制形式。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数据作为资源，如何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说需要明确哪些数据属于国家、其资源配置过程由政府调控，哪些属于市场、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从微观层面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市场制度提出了变革要求。一是对企业治理制度的挑战。随着科技的突破性发展，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增强，数据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日益显著，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演变成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矛盾，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出现了新变化。如数字化用工平台一方面解决了大量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就业不稳定、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到位的新问题。在数据要素、技术要素等的作用越来越强势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企业权、责、利的统一，即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成为企业治理制度变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是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挑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衡量标准是竞争秩序，竞争制度的核心就是等价交换。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非常重视推进反垄断。在我国，反垄断不仅包括反市场主体实施的经济性垄断，也包括反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性垄断。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推进，数字化支撑的新型网络化、平台化垄断比传统企业垄断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与过去简单地以反不正当竞争为主的企业垄断不同，技术创新所具有的专利性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反信息技术方面的垄断如何界定技术创新获得的巨额利润是否属于垄断？界定不清搞“一刀切”，会削弱创新动力，影响企业创新活力，但也不能听之任之，否则就会影响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健康发展。

 

最后，从宏观层面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变革要求。一是关于发挥国家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首先强调的就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国家战略规划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我国通过举国体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要继续发挥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坚持国家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断提高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信息数据化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会使国家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有利于保障战略规划的科学性，但发现和掌握信息的同时也会制造新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由此导致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如何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成为信息中心和数据资源掌握中心能否替代市场？这同样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道难题。二是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由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跟不上产业变革的速度，在社会层面会出现结构性失业问题，贝弗里奇曲线代替菲利普斯曲线，即失业与空位并存，这一矛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将会非常尖锐。同时，用工平台化也造成了就业的不稳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对立与摩擦。这就对财税体制的托底作用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三是关于货币政策。当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数字货币的出现与使用提供了技术基础。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中介，但货币发行和货币信用是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作用的表现。所以，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制度的最深刻挑战是废除国家信用，由此产生了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根本性颠覆。

　

作者：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推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力量。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培育和发展，传统生产关系往往难以适应其变化要求，需要进行适应性变革。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提出的要求，一方面是要素构成转变带来的挑战。新质生产力要求高技能劳动者的有效供给，而当前存在高技能劳动者不足与低技能劳动者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劳动资料的数字化对现有生产过程的组织管理模式以及产业布局提出了挑战，劳动对象与劳动成果的虚拟化形式也要求流通、交换和分配环节及相应的机制设计作出适应性变革。另一方面是发展路径转变的挑战。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创新成为关键动力，发展模式由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使得原有发展路径下的制度安排适用性减弱，需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聚焦生产关系适应性变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从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伴随着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新质生产力发展，创新起主导作用，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这客观上要求新型生产关系必须支持科技创新主导的全面创新和生产方式提质增效。因此，要从生产关系的基本范畴入手，找准调整生产关系尤其是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社会形式进行适应性变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协调的新型生产关系体系。

 

强化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首先，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基础上，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保护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健全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确保商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注重市场监管，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其次，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大对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例如，通过设立国家实验室、创新平台等方式，集中资源促进技术革命性突破。最后，持续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技术和数据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进生产要素，要进一步完善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要素价格机制，健全特别是以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加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首先，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和政策体系，鼓励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通过专利保护、技术转移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次，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最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优化人才培养、评价与激励机制，促进教育、科技、人才的深度融合，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注重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首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传统产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品升级换代和产业链延伸拓展，探索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附加值和竞争力。其次，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对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支持力度，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提供财政金融支持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新兴产业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根据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合理布局产业，加强区域间产业协作与联动，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作者：徐晓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侧，即“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方向。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因此，新型生产关系必须从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去寻求。

 

新质生产力融合了新技术与新组织形式。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主要依赖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方式，依赖大量工人配合大型专用机器进行重复操作，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标准化产品，但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高度依赖波动的全球市场需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推动以下形式的技术与组织变革。技术上，广泛应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物联网平台等新型生产资料，并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与扩散。组织上，企业通过新技术实现平台化、扁平化的组织架构，并与其他企业在商品交易和资源共享中协同运作，核心创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与大规模生产企业共同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快速响应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因此，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不同企业之间具有更紧密的控制与协调关系。在新的数字化产业生态系统中，企业的决策信息透明且即时共享，资源共享、价值共创、风险共担。核心企业不仅专注自身创新业务，还通过获取和整合供应商数据，对其生产活动进行监控和优化，充分组织协调社会化的生产。不同企业之间通过交叉持股和战略联盟等方式，共享商品的产能和价格等信息，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需要鼓励和规范各类风险投资、发展耐心资本，促进资金、技术等先进生产要素向创新领域集中，培养一批核心创新企业，并推动数据等新型要素充分流动，为高效协同的社会化生产关系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

 

二是新型生产关系要求培养新型劳动者队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一批交叉前沿领域，必须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产教融合等方式培养国家急需的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渗透各行各业，通过教育培训与职称体系变革，培养一批具备数字化技能、适应多元用工方式的一线工人。不同于以往的单一技能培养，新型生产关系要求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激发劳动者创造力和能动性，推动培育一批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创新团队和一流产业技术工人，使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得到充分的人力资源支撑。

 

三是新型生产关系重塑就业形态与社会保障体系。新质生产力发展条件下，企业通过灵活性雇佣等方式来建立按需生产体系，这将催生大量不受传统社会保障保护的零工劳动者，“机器换人”短期内也可能导致部分劳动者失业。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是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障制度，并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为劳动者织牢安全保护网。

 

综上所述，新型生产关系的“新”，体现在组织关系、要素配置、人才培养、就业形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创新。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勇于创新，积极应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支撑。

 

作者：谢富胜 江楠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