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决定》围绕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着眼增强核心功能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另一方面着眼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推进重点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持续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立足推动民营经济和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一样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加快推动民营经济专门立法，聚焦民营经济面临的市场准入、融资、拖欠账款等突出问题，建立长效机制，求真务实解决经营主体的急难愁盼问题。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各类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公司治理。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推动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进一步畅通国内市场大循环。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决定》部署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市场机制更“有效”，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推动政府更“有为”，通过“两只手”协同发力，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推动地方探索招商引资新路径、新模式，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持续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持续完善产权保护、信息披露、市场准入、信用监管等制度，夯实市场经济的法治保障，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不断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以新一轮五年规划编制为切入点，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质效，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都纳入评估范围，切实避免“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

 

推动改革和发展高效联动，进一步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决定》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尤其是创造性地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将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立足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一方面，注重“新”的培育，通过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做好“旧”的改造，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完善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推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健全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健全绿色发展机制，出台重点行业节能降碳行动计划，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扎实推进碳达峰试点，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推动改革和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激活创新内生动力。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决定》立足“四个面向”，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以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实现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跃升为目标，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立足加快科技创新和高水平自立自强步伐，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化布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结合。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把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加快形成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的有效机制，切实解决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

 

推动完善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以改革助推发展更平衡。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决定》提出，“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从“城”和“乡”两头入手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在“城”的角度，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同等享受迁入地户籍人口权利；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解除进城落户农民后顾之忧。在“乡”的角度，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健全推动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协调发展的政策体系，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推动改革与开放互促互进，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决定》围绕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提出系列举措，进一步彰显了我国在世界舞台上开放道路的坚定践行者、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引领者的角色定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等重点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扩大自主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立足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制造业领域外商准入限制措施“清零”，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不断提升境外来华人员生活便利度，不断巩固外资在华发展信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立足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区位特点和发展优势，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抓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落实落地，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推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决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收入分配、社保、医药、养老托育等重点领域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立足“提低、扩中、调高”等一系列重要部署，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缩小收入差距，持续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消费限制性措施，探索合理增加公共消费新渠道，积极推进首发经济，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深化社保、医药卫生领域改革，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解决居民生活后顾之忧；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不断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公平可及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以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为重点，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幼有所育”、“老有所养”。

 

推动发展与安全有效统筹，进一步夯实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体制机制。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决定》突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突出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将“安全”理念贯穿始终，在经济、科技、社会、国防等领域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推动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持续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同时，要针对地缘政治变化以及新技术新突破带来的新型安全风险，做好前瞻性研究和制度安排。

 

作者：郑栅洁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

 

来源：《求是》20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