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握和利用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逻辑，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虽然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全球的产业分工面临冲击，产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但全球产业链分工深化的大趋势并未改变。一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为降低不同主体之间的协调成本提供了条件。二是经济体通过专业化分工能够获得分工收益并充分利用好溢出效应，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其战略从进口替代型转变为出口导向型，再转变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型，融入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三是从国际竞争看，开展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深化“再工业化战略”的新方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西方国家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虽然总体而言并不成功（表现为主要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占全球出口的份额没有出现明显反弹），但发达国家并没有放弃再工业化的努力，而是调整再工业化战略，从过去的产业竞争战略转向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战略，力图通过结构性势力控制关键产业链和产业生态。因此，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把握和利用好数字经济时代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促进产业深度转型。

 

1、实施差异化的推进治理结构优化策略

 

产业链供应链可以分为市场型、关系型、从属型、一体化型、模块型等。一体化型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升需培育具有世界一流管理水平的企业。市场型、关系型、从属型、模块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都离不开“专精特”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支撑。关系型、从属型和一体化型产业链供应链的建立需要培育主导企业，发挥主导企业的作用，同时要防止出现垄断和掠夺性行为。具体而言：第一，市场型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提升这种类型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关键是要理顺价格机制，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第二，关系型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机制的核心是社会资本，推动此类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关键是推动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发展先进的产业集群。第三，从属型产业链供应链中采购商处于主导地位，提高主导企业的协调和控制能力是此类产业链供应链治理机制的核心。第四，一体化型产业链供应链的特征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都集成于企业内部，其现代化依赖于企业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第五，模块型产业链供应链中供应商按客户要求的规格进行生产，信息交流强度大、要求高，提升这类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是提升信息交流技术和标准的现代化。

 

2、选准驱动建立有效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力点

 

从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初始动能看，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可分为供给驱动、需求驱动、集群驱动、关键技术驱动等不同类型。其中：供给驱动型的着力点应放在培育有竞争力的生产商上；需求驱动型则需要把着力点放在培育有竞争力的采购商、零售商上，把超大规模内需这个战略支点的作用发挥好；集群驱动型着力点应放在培育有全球竞争力、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产业集群上；关键技术驱动型则需把着力点放在加强基础科学中心建设以及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公司、区域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发挥好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

 

3、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新形态作用的发挥

 

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地区）竞相出台各种政策提高本国（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和安全水平，以安全引领发展（如美国）或发展引领安全（如印度、越南）再或安全和发展兼顾（如欧盟），导致传统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基础受到冲击。因此，应进一步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新形态作用的发挥，科学制定和有效运用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新策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4、建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有效治理体系

 

在建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上，美国主张划小圈子，建立一种不平等的全球治理体系。产业链供应链是一种分工协作关系，其合理与否、发展方向及模式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美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战略由于企图人为割断国家间的经济联系，短期内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造成巨大冲击，长期来看，由于其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及全球经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相互深度嵌套的客观事实，不能充分发挥各经济体的优势，长期也难以持续。在建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上，中国主张建立一种合作共赢的平等治理体系，有利于实现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融通发展，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5、把握和利用阶段转换特征

 

理解和把握好结构变迁规律，避免和防范产业转型升级风险。从结构变迁特点看，我国处于工业化转段期。从表2可知：工业化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工业化阶段I（二元经济时期）、工业化阶段II（后刘易斯时代）、工业化阶段III（优劣并存）以及工业化阶段IV（被追赶的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第三阶段，产业的异质性、优势和劣势并存是这个时期的最主要特点。在这个阶段，存在以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优势难以发挥，劣势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产业外迁、产业竞争力不足，进而引发企业衰退的风险。为此，一方面要重点注意结合产业实际，科学有效地跨越阶段。如充分发挥好“双面优势”（张其仔，2021[15]），通过培育生产复杂性相对较高、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产品的能力与低收入国家开展合作，同时利用成本较低的优势与高收入国家进行合作。从技术演变的角度看，我国仍处于新旧技术交叠期，这个时期较容易出现经济泡沫，实体经济金融化。为此，要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有效结合，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工具，为新技术和新产品提供金融服务、为增量创新和分散风险提供服务，增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弹性。

 

发表于《企业经济》2024年06期

 

作者：张其仔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