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的质变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一方面，创造新生产力，另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力，这是一个破旧立新、以新带旧的过程。这意味着，要使生产力质变过程顺利、平稳和持续展开，既要充分释放创造性效应，如新部门、新行业的发展和协同，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对传统旧部门的改造升级，也要尽可能避免破坏性效应。比如，新部门发展初期的无序竞争、新旧部门替代、渗透和融合过程中，因要素适用性差异所带来的要素损失等，从而尽可能在经济系统的稳定发展中，获得更高的净创造性效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当然没有必要,但试图设法避免它们一下子崩溃却是必要的,也有必要努力把一场混乱——可能变为加重萧条后果的中心——变成有秩序的撤退”。

 

从破旧的角度看，典型的破旧效应往往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新技术展开初期的金融投资与投机并存。新生产力的萌生时期，往往是上一个技术革命浪潮达到潜力耗尽的顶端时期。旧的技术机会的耗尽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与对新技术长期增长的预期，会引发大量的金融资本进入并带来较长一段时期的投资繁荣，但由于此时新部门的技术还在导入期，部门协同尚未充分展开，缺乏稳定的积累模式。大量投机资本会在这一时期被淘汰，引发金融震荡。1857年的铁路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都是这种破坏性的典型代表。第二，生产力质变初期，新技术的对应部门会产生激烈的企业间竞争。由于新技术本身的成熟度欠缺、市场需求需要培育、产业协同需要时间，新技术对应的产业部门在发展初期的内部竞争往往会非常激烈。从19世纪末的电力革命、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美国汽车产业，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新生产业激烈的内部竞争往往伴随着惨烈的淘汰和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这一过程必然充斥着破坏效应，但也对应着市场和技术的逐步成熟与稳定。第三，结构性失业。新技术部门的兴起，对劳动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新旧部门增速切换时期，传统部门吸纳就业能力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衰减，无论是传统产业的就业者还是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都会面临着调整压力。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的煤炭、铁路和造船业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石油工业、合成材料工业以及钢铁工业，都发生过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在上述三个方面，第一种和第二种被普遍视为是生产力质变必须付出的代价。首先，通过发达的金融体系支持技术革命，已被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技术浪潮的发展历程所证实。尽管投资与投机并存，但在泡沫退去之后，会留下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人才，这是新生产力加速发展时期所必需的条件。从制度供给的角度而言，需要警惕的是流动性泡沫的蔓延，而不是技术泡沫的形成。其次，新部门的企业内竞争固然惨烈，但这是必要的市场筛选过程。抑制竞争固然可以缓解破坏效应，但却会损失长久的产业竞争力。因此，政策重点应在保持新生产业的可竞争性的同时，抑制无序竞争的发生。但对第三种结构性失业这种破坏性效应，则必须通过完善的劳动力培训、发达的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体系予以缓解。总之，在新旧结构的转换过程，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将“立新”与“破旧”相结合，使新旧转换平稳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