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

 

美国在实现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健全政策协调机制、科学系统决策、凝聚政策共识，这些共同保证美国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第一，建立了完善的宏观政策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的协调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垂直政策协调机制。例如美联储，主要通过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FOMC），向公众披露货币政策取向和前瞻性宏观经济信息，并且根据美国相关法律规定，美联储主席需一年两次分别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听证会，与包括财政部长在内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官员就货币政策相关问题进行协调。二是横向政策协调机制。该机制可以与其他经济部门协调，例如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 由美国财政部长担任主席，委员包括美联储主席、证监会主席等；也可以与非经济部门协调，例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下属的政府间事务和公众参与办公室（IAPE）是与农业部、商务部和劳工部等部门的联席协调机制，负责协调美国贸易政策中涉及农业、工业、劳工、环境等非经济部门政策。三是临时应急政策协调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总统与美国财政部长、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主席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三者在短期内密切协调，并与主要金融机构协商出台系统救市政策。

 

第二，重视运用数据分析进行系统科学的决策。美联储建立了复杂的FRB/US计量模型，它不仅可用于宏观经济预测，还可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为跨部门宏观政策和非经济部门政策协调提供数理模型依据。同时，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设有专门的GDP 核算部门，与财政部、劳工部密切合作，及时准确地测算宏观经济数据，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则通过专业的经济分析估计宏观政策变量参数，例如其对2009年美国政府针对经济大衰退提出的总额为7870 亿美元的美国经济刺激方案进行了参数评估，测算了不同财政政策工具乘数，用于后续决策。

 

第三，通过政策沟通凝聚政策取向共识。一方面， 美国总统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和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定期或不定期与各政府部门负责人、各类专家学者沟通，凝聚内部共识。另一方面，有的部门通过发布政策报告、会议纪要、答记者问、公开演讲等形式与市场沟通引导预期，例如美联储通过发布FOMC会议纪要等形式向公众传递货币政策信息；有的部门则通过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与市场机构代表进行政策沟通， 例如财政部通过国库借款咨询委员会（TBAC）与金融市场机构进行政策沟通。

 

（二）欧盟

 

欧盟通过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充分运用政策沟通工具和统筹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第一，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欧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部门的分离，导致其政策协调程度较弱，这也是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内在根源之一。近几年，欧洲委员会尝试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水平。例如，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欧洲央行推行“大流行紧急购买计划”（PEPP），并以优惠利率实施“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为各成员国采取量化宽松政策提供空间。与此同时，财政政策通过就业援助计划和工资补贴为成员国缓解疫情冲击、保护就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对一些债务和财政负担重的欧盟成员国更显重要。事实证明，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在扭转欧盟经济衰退和防止物价螺旋式下跌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第二，充分运用政策沟通工具。欧盟采用“解读”兼“倾听”的方式实施政策沟通。欧盟使用的“解读”工具包括新闻稿、政策声明、经济公报和货币政策账户。政策声明用于阐述推动政策决策的影响因素，经济公报用于解读经济形势并分析政策热点，货币政策账户用于发布政策决议期间的信息。欧盟在“倾听” 方面的工具则具体表现为与学术界、民间组织、议会等就政策决议进行交流，通过欧洲央行倾听会议接收信件。事实证明，清晰明确的沟通加深了公众对政策内涵及其影响的理解，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保驾护航。

 

第三，统筹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欧盟各成员国通过统筹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例如，在气候治理方面，欧洲委员会发布了名为“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为欧盟实现气候目标提供了连贯、平衡的框架。“Fit for 55”计划涵盖气候、能源、土地、交通和税收等各个方面，在该计划中非经济性政策和经济政策形成配套体系，确保政策同向发力， 发挥政策合力。

 

（三）日本

 

日本“安倍经济学”中的“三支箭”政策组合，体现了宏观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一致性的重要性。“三支箭” 宏观政策组合主要包括：激进的货币政策（第一支箭）、灵活的财政政策（第二支箭）和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第三支箭）。

 

第一，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日本央行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政策， 这是“安倍经济学”中第一支箭的核心。通过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和其他资产，日本央行持续对抗通缩并不断刺激经济。与此同时，政府通过第二支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提振国内需求，形成宏观经济政策合力。

 

第二，实施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日本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产业再生计划、战略市场创建计划以及国际竞争计划，从而对日本产业、就业、高新技术、医疗、能源、农业、贸易等领域进行全方面结构性改革。例如，通过设立基金补贴接纳再就业人员的企业、增加保育员编制40 万人、延长产假至3年等措施提高人口出生率和就业率，促进相关产业发展。这些非经济结构性改革政策旨在提高日本经济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与宏观经济政策配套，形成政策一致性合力。

 

第三，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性政策评估。“安倍经济学”政策组合实施后，日本经济呈现一定程度的复苏。超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抑制了日元升值，支持了日本出口；财政刺激措施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日本内需，但是，结构性改革进展较慢、效果不佳。随后，日本通过“五年计划评估”、发布具体政策指标等形式保证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在日本政权更迭中政策的前后一致性。例如，鼓励创业项目在提出的三年内将创业率从近年的4.5%提升到10%以上等，这些具体政策目标起到了前瞻的政策引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