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是衡量经济体参与方式与程度的主要指标，前者指一个经济体出口给贸易伙伴的境内增加值占该经济体总出口值的比重，后者指出口中由贸易伙伴提供的增加值占该经济体总出口值的比重。前向参与度高的经济体多位于全球生产网络上游，主要出口中间产品和服务；后向参与度高的经济体多位于全球生产网络下游，主要依靠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进行产品生产与出口。

 

从测算结果来看，主要经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不断加深，但区域间差异明显，表明各经济体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亚洲主要经济体分布范围较广，不同经济体在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高度互补、分工细化的网络结构，这种参与模式具有较大灵活性和适应性；欧洲地区是全球中间产品重要供应地，也是最终产品重要组装地；美洲和大洋洲主要经济体的相关参与度指标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亚洲主要经济体曾通过参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后向参与度均有所降低。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例，其所涉环节涵盖研发设计、上游原材料供应，中游电池、电机、电控设备及其零部件制造，下游整车组装以及充电服务与电池回收等后市场。相较于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不再受限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动机技术系统限制，所需零部件大幅减少，动力电池在生产过程中增加值占比较高，在动力电池以及新能源汽车生产领域，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

 

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全球价值链也向着多元化、高端化和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为亚洲主要经济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通过加强研发投入、培育高科技产业和提高产品质量，亚洲经济体有望嵌入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协定高质量实施，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将为亚洲主要经济体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欧洲主要经济体在研发创新、工艺革新等方面具备较强综合实力，对生产组装等环节的控制能力持续提升，但该区域内部分经济体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失业率上升等挑战，在未来发展中需注重加强互补合作、缓解两极分化。

 

 

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核算体系下，对主要经济体2007年和2021年35个细分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测算和对比，结果显示，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禀赋特征和发展路径：发展中经济体在传统产业中表现突出，部分经济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崭露头角；发达经济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不同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差异，为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多样化合作的可能性。

 

发展中经济体在传统产业领域显示出较大竞争优势，例如纺织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老挝、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泰国在上述行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源于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在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资源，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提供者，为其他地区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基础；在农业领域，发展中经济体地理分布广泛，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在粮食、果蔬、畜牧业和渔业等领域具备独特的品类优势，为全球买家提供了多样化产品；在工业领域，发展中经济体在产品加工方面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承担了全球价值链中大量的中间产品生产和组装服务。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表现突出，中国、马来西亚的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墨西哥的运输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大幅提升。

 

发达经济体在化学和化学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金融中介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中保持相对领先地位。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机械制造业、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领域表现出色，主要依靠生产技术和附加服务获取增加值。这些经济体以先进制造技术和高质量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生产合作将技术红利外溢至发展中经济体。以金融中介服务业为例，瑞士、英国等国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优质的金融基础设施、成熟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吸引了众多投资机构入驻开展业务，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